中国乡村家具作为学术意义的划分，涵盖面极广。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家具的地域性特点十分显著。以一篇短文将其分门别类，恐不可能。

　　中国乡村家具中的杰出代表，以长江为界，南方推苏州地区做工家具(简称苏做)，北方则以山西地区做工家具(简称晋做)为首。这南北两派的风格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乡村家具的整体风貌，体现出由明至清漫长的演变过程。

　　中国乡村家具以苏晋两做为代表决非偶然，它的杰出成就充分反映在它的实用美学意义上，其做工手法纯熟，整体设计完善，是其它地区家具所无法比拟的。它的杰出成就已得到世界公认，欧美一些著名博物馆均有收藏，在私人收藏家中亦倍受青睐。追究其原因就十分必要。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以文人为中心的，“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做官的唯一途径。明清两代，文人左右社会时尚已成自然。社会的好恶自觉不自觉地以文人的好恶为标准，尤其在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上，文人们会带动全社会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古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层层被融进了地域文化，乃至演变出千变万化的乡村家具精品。这一点非常重要。明清两代中国家具辉煌成就的成因就在于此。

　　古代中国，在文人的影响下，社会总体会对生活的品质提高要求。文人是社会标尺的制定者。就家具而言，他们会不停地对家具制做者提要求，以自已的审美不厌其烦地修正工匠的不足之处，使之完美起来。中国乡村家具就是在这种近乎苛求的社会氛围中顽强地发展起来，摒弃糟粕，汲取精华，奠定了古典的中国乡村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的崇高地位。

　　中国乡村家具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俚俗，尚未有人把乡村家具与城市家具作出比较。前文说过，乡村与城市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界限，而家具之间似乎没有。它只有一个模糊渐变的过程。我们只有弄清这个过程的规律，才能顺利地分辨出它们来。

　　乡村家具的成因与居住环境关系密切，以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实物为例，明清两代为主体，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元代实用家具存世。乡村家具总体上设计夸张，是因为家具是居室中直接装饰手段，又是最为实用者。一般说来，乡村居住环境宽松，居室面积大，所以家具设计夸张十分必要。

　　譬如官帽椅。这类如宋官帽翅式搭脑的椅具，由宋到明至清，甚至至今仍在乡村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存世量极大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官帽椅除搭脑伸出，扶手亦伸出，设计夸张，连此类椅的俗称四出头都饱含夸张之意。这种四出头椅具在城镇数量明显减少，大户人家才少有陈设。

　　我们把乡村家具与城市家具做一比较，就会看清家具文化的依附性，它由社会整体文化派生出来，反过来又为社会文化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家具在乡村中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而不存在于城市，一旦流入城市也会迅速发生改变的原因。

　　中国古代家具的断代是件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的难度来自带有制造年代的标准器非常稀少。另外，有些传统的家具做法，自宋至今，在一些地区尚未间断。比如夹头榫的条案，设计简单合理，结构结实实用，一直深受乡村人的喜爱。有些看着十分古朴的乡村家具，实际上生产的年代并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