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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时任建委规划处处长、城乡建设研究所所长、建委副总工程师的王明浩,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天津市住房建设的巨大变迁。
一篇论文引来市长关注1978年的冬天很冷,但对刚结束“文革”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春天”。时年36岁的王明浩正在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中,对着一大堆图纸冥思苦想,“城市如何规划才能更趋于合理、实用、美观?”
广播里传来邓小平的声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尽管王明浩学的并不是经济学专业,但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感到心潮澎湃,觉得天津乃至全国快速发展的绝好时机终于到来,“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历经十年‘文革’,我终于等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他说,那阵子全身上下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出生于上海的王明浩196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同年被分配到天津市建委工作,“此后,这一辈子就没有离开建筑。”1980年10月,在全国规划工作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格局应该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在这样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从事城市科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三个城市群的天津城市布局,即:以中心市区为主,包括周围城镇的中心城市群;以塘沽为主,包括滨海城镇的滨海城市群;以蓟县县城和宝坻县城为主的蓟宝城市群。
生性倔强、有主见的王明浩对此不能苟同,他认为大城市的发展是不能限制的。
“我觉得这样割裂了城市的整体感,所以我专门写了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明浩在论文中写到,天津是由河口港逐步演变成海岸港的港口城市,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天津市区和塘沽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主体,由此提出了“哑铃式”布局形式。也就是说,整个城市以海河为轴线,把老市区改造成全市经济、政治中心,工业重心东移,结合港口,发展塘沽和滨海地区。
当时的王明浩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给他引来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伯乐”。
论文发表在一份专业期刊上,恰巧被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看到,连呼“精彩”,当即召见了作者王明浩,“市长向我详细询问了有关天津城市规划的总体设想和操作方式,然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建委,专门负责城市规划工作。”
王明浩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一篇文章竟然引起了市长关注,将自己带到一个更加心仪、更加适合的岗位上去——1984年8月,在李瑞环市长的直接安排下,他“空降”到市建委,出任既能“纸上谈兵”搞规划,又能“真枪实弹”搞建设的规划处处长。与此同时,有关天津城市规划的“哑铃式布局”,也被市长形象地比喻为“一根扁担挑两头”,并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危改大决战之前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旧城改造。“年轻一点的人,很难想象当年住在三级跳坑里的感觉。”王明浩问记者, “你能想象得出,马路挨着房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滴答的景象吗?”
由于历史形成的沉重包袱,那时的天津市内六区共有占地2公顷以上的成片危陋平房164片、700多万平方米,居住着占全市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家庭老少三代同居一室,夏不遮雨,冬不避寒。
老百姓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不改造旧城的濒危房屋,城市规划和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当时叫做‘三级跳坑改造工程,’说干就干。”王明浩说,尽管自己是一处之长,但能领导的却只有一个人,因此总共26万平方米的改造工程,上到拆迁时间、规划方案,下至新房施工、环境卫生,无论大事小情全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从市长、区长到普通工人,大家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天津建美、建好,所以工作起来都很痛快。”直到今天,王明浩依然清晰地记得,1986年的盛夏,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中,他分别约见市内六区主管建设工作的副区长,对着地图大汗淋漓地畅谈建设设想,“没有合同,没有任何落实到纸上的文字,需要盖多少房子,原地能够解决多少,需要建委再划拨多少土地,全凭我们嘴上说。”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模式,王明浩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经过一番调查论证后,王明浩拿出了一套规划方案,“主要内容就是,能整修的原地整修,可翻盖的就翻盖,能通过货币搬迁执行的就货币搬迁,必须还迁的就还迁。”带着这份方案,他和各区区长一起面见李瑞环市长,“市长看了看方案,问六个区长,是不是同意按方案执行,大家都点头说没问题,然后他就拍板了。”就这么简单,备受天津人民乃至全国关注的“三级跳坑改造工程”就这样拉开了大幕,在此后两年时间里,天津市总共拆迁26万平方米,新建88万平方米住房,“我第一次觉得很有成就感,看到了自己的设想一点一点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