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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慧老人今年80岁了,满头银发的她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这与她几年来一直骑车锻炼有关系。城市里每个区域,如果有即将拆迁的地方,杨文慧总会骑车赶去,目的只有一个:留下路牌或是门牌。从2003年1月6日拿到第一块路牌,老人至今已经坐拥1113块“宝贝”。一块块看似普通的铁牌,在杨文慧看来,成了津城变迁最有力的见证,“我的这些宝贝,个个会讲故事!”
淘一个路牌聊一个故事“09.9.12,红桥区铃铛阁南小道子北侧戏园子胡同5号”“09.8.16,河北区小王庄天泰路西侧安定胡同22号”,翻开杨文慧的档案本,里面分门别类详细记录了每一块路牌、门牌取得的时间和地点。老人的书架和柜子里,1113块牌子被按区分成6组,整齐摆放在6个抽屉里,每块牌子不但被清洗干净,还包上了塑料膜并编号注释。相册里还有给老路牌、老门牌留的档案照片,背后写着淘牌时跟周边邻居聊来的故事。
“之所以叫抬埋胡同,是因为那里原来是杠房;之所以叫挠钩胡同,是因为那里原来是救火会;还有大粪厂胡同、肉架子胡同、火神庙胡同、财神胡同……”指着一个个胡同门牌,杨大娘打开了话匣子,“每个老胡同名称的由来都有一个故事,红桥区的大伙巷、小伙巷等地方我都去了7趟,每次都有收获。我记得,三条石博物馆旁边的张公馆胡同以前是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唐山道46号曾经是党组织的出版社。”
手中的工具越来越先进“2003年得知杨庄子拆迁,我就想去看看,当时突然有种想要留下这些标志的想法,就拿了个黄色路牌‘东西大街’,这也成了我收藏路牌中的第一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杨文慧笑着说,“后来,我带上本、笔、相机和螺丝刀,到处寻找拆迁点,为的是留下它们最后的影像,多少也是天津历史变迁的一个见证吧!”
6年过去了,杨文慧手中的工具从当初的螺丝刀变成了用羽毛球拍手柄特制的长柄撬棍,傻瓜相机也变成了数码相机,老人还为此专门配了一台电脑,显得更加专业。
亲戚朋友都给我“报料”“这些年,我见过最短的胡同是营口道附近的‘远东北村’,那条胡同只有5个牌号。”6年下来,杨文慧成了名副其实的“活资料”,“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有这个爱好,一知道哪里要拆迁就会马上给我‘报料’,只要身体允许,我都争取过去。这些东西越来越少,早晚要成为历史。”
记者手记
留住那些 不会说话的历史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是通过细节透露出来的。
城市在发展,也在变化。老房、老街、老巷,这些日渐消失的城市“根”印象都浓缩在一块块老路牌、老门牌里。在杨文慧老人心中,泛旧的路牌、门牌就是通往天津过去的时光门票。一块锈迹斑驳的铁皮和一个地名、一个号码联系起来,老路牌、老门牌成为天津一段消逝的历史物证,它最终联系着的,是一个故事。
路牌、门牌就像是身份证,从制造到标挂上墙,进入地图,再归入城市档案,最后消失,他们容纳了城市的变化,成为天津历史的物化符号。老建筑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老路牌是它显眼的符号。用行动留住那些历史,不失为我们怀旧的一种办法。(记者单学熙摄影记者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