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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盛大开幕了。作为亚洲最大的矿业盛会和全球四大最具影响力的矿业大会之一,自1999年开始,中国国际矿业大会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本届大会是第12届。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从2009年起移师天津。而本届大会,注定比往届有更多的话题,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渐渐散去,全球经济趋稳缓升,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美国突然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一下子搅乱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布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戴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头衔的中国,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自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今年3月,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PDAC年会,正值全球经济回暖向好的时期,矿业界人士对矿业经济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相当乐观,并寄予了高度的期待。然而,美国动一下指头,全世界都在挠头。全球矿业当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矿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在世界各国,特别是矿业大国的经济布局中,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在全球经济变幻莫测的大背景下,矿业领域的合作与开发,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不过,作为全球矿业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尽管全球经济充满了相当大的变数,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依然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矿业界人士。据大会组委会介绍,参加这次矿业大会的,无论是参会代表总人数,还是展位设置,都超过了往届规模,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位代表报名参会参展,包括世界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国政府派出的部长级高官也将参加大会。
12年,按照中国民间属相算法,刚好一个轮回。尽管诞生的时间不长,但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却同所有中国国际交流一样,慢慢地从稚嫩走向成熟,正逐渐展现出一个矿业大国的气势与风范。
开 端
如果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比作一个孩子,那1999年的10月26日,应该算作他的诞生日。
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矿产品价格一路下滑,全球矿业经济一下子掉入谷底,中国矿业也同样厄运难逃。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代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历程的大同煤矿集团,当时提出了“人人两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口号。中国矿业当时面临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关键的当口,有人提出,开放中国矿业,让国际资本参与资源的合作开发,不失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不过,尽管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吸引外资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资源领域向海外资本放开,在当时来说,显然还是个新课题。海外资本参与中国资源的勘探开发,法律上是否许可,政策上是否可行,都需要研究,不可草率行事。于是,这事就落到了刚刚经历政府机构改革而成立不久的国土资源部身上。
为积极应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解决中国矿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帮助中国矿业走出困境,1999年10月26日,国土资源部在大连举办了中国矿业法规国际研讨会。这就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雏形。
严格意义上说,这次会议算不上什么国际矿业大会,它只是从政策与法规层面,对开放我国矿业领域做了一次深刻的探讨。在参会170多名代表中,有70多位是外国代表,而这70名外国代表,绝大多数是华人留学生。一个大型会议室,坐上百十号人,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在会议室门口,几个有开拓意识的地勘单位,将介绍本单位情况的材料印在A4纸上,放在会议室门口的桌子上,算做招商的广告。现在看来,用这种形式的展示自己尽管很幼稚,但却反映了一种推介自己、期待合作的愿望。不过,这一并不起眼的举动,却为后来每年一届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附带举办展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尽管这次会议的规模并不大,但在会议期间,却发生了一个令世界矿业瞩目的事件: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发布了国土资源部首批可供外商选择投资开发的19处矿产地。他同时承诺,今后国土资源部将陆续提供矿产地信息,以便于外商选择投资勘查与开发。
中国矿业的对外合作在政府层面由此发端。此后,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公司开始进驻中国,投资开展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
大连会议,开启了中国矿业对外合作的大门,对中国矿业与国际矿业接轨,极具指标意义。从这一届开始,几乎形成一种惯例,这种专题研究中国矿业发展的国际性会议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会议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国际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到2009年,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可以说已经达到一个高潮,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5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外国代表1100多名,280名参展商参展,先后有数十位外国政府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出席大会。
历经十几年的磨砺,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完善,实效性不断增强。当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无疑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事实雄辩地表明,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矿业发展成就的舞台,同时也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合作的一张名片。从1999年第一届会议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这个会议所肩负的使命:让世界了解中国矿业,让中国矿业了解世界。
中国正以一个世界矿业大国的姿态融入世界矿业,展现出自己的开阔胸怀和参与国际矿业合作开发的诚意。
转 折
应该说,每届国际性矿业会议,都会有其焦点。1999年大连的首届会议,尽管规模不大,参会人数不多,但正是这次会议,中国政府向全球矿业释放出了一个风向标:海外资本投资开发中国矿业可以实现。
在随后的几届会议议程中,中国矿业政策的发布和展望、中国的投资机会,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来华参会的国外代表最为关注的内容。
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动向是,新世纪大门刚刚开启,全球矿产品价格也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矿业也开始从低谷中渐渐向上爬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全球羡慕不已,一些成熟的海外资源性企业,已经窥视出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资源需求的预期,争先恐后地踏入中国的大门,抢占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矿业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中国矿业也借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船,从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开始复苏。但也就在这个时期,资源供求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保障矿产资源需求,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中国政府从政策层面频频出手,加强市场建设,鼓励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不断加大对矿业勘探开发的力度。
上述动态,也正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在历届国际矿业大会的CEO论坛上,中国矿业与世界矿业对话的轴心就是矿业政策。因为政策环境直接决定了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改善投资环境,无疑是外来资本最为关注的地方。实际上,从199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可供外商选择投资开发的19处矿产地,到国务院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等,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完善矿业开发投资政策上不断努力。
上世纪80年代,受“有水快流”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矿业开发开始混乱无序,“挖出来就是钱”的资源开发观念曾经风极一时,其留下的后遗症至今还难以彻底根除。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矿业投资环境的硬伤。
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有意来华寻求矿业合作的国外投资商,在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期间,从一开始便发出了对中国矿业开发秩序的抱怨。客观而论,这样的抱怨也同样是一种交流,一种善意的提醒。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中国政府开展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断然行动。
近些年来,国土资源部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矿产开发秩序治理整顿,并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勘查开采行为的基础上,推进了重点矿种、重点矿区的资源开发整合工作。去年发端于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模式,正在推向全国,目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的矿山布局正趋于合理。
可以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为中国矿业和世界矿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双边的对话与交流,中国矿业不仅获得了巨量的全球矿业资讯,而且还学习到了成熟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思路,了解到了有关矿业最新的科技动态。
200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矿业大会2004国际研讨会”上,“全球化融资”这个新的议题开始走上讲坛。受困于资金短缺而意图扩张的中国矿业企业,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在这届大会上,参会的不仅仅有矿业公司的代表,还有全球性金融公司、法律中介公司、保险业和制造业的代表,给大会带来了不一样的气象。这让人明白,矿业的含义原来不仅是勘查和开发,它与其他的很多行业紧密相连,互为依托。
通过几届国际性矿业大会的洗礼,中国矿业在与国际矿业的交流中,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中国矿业在寻求国外资本的合作中,姿态也开始变得从容,从一开始急于让别人了解,变得开始向国际矿业市场投石问路了。
如果把矿业大会推进中国矿业发展的历程做一个切线,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应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本届大会上,参会的外国政要和企业代表,感兴趣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矿业投放的合作项目。世界两个主要的矿产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周边的国家都带来了大量的信息,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其所在国矿业领域的投资合作。
自此,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侧重点从“请进来”,开始转向“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备受鼓舞的中国矿业企业对“走出去”,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在2006年矿业大会CEO论坛上大声疾呼,中国矿业企业要“走出去”,主动融入矿业全球化进程。
中国矿业正在经历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而与之伴随的,同样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时间,“走出去”在中国矿业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汇。但是,由于对投资目标国的国情和政策了解不深,在国际矿业市场的搏击中,不少“跟风上”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兜了一圈之后,垂头丧气地铩羽而归。
与一些成熟的西方矿业大国相比,尽管中国矿业在国际市场的打拼中经验还不老到。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矿业融入国际化的步子已经迈开。爱拼就会赢!这就是中国式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