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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上海的试点让本被公众寄予厚望的房产税渐渐失去光环,在没总结出这两地试点的得失之前,别的城市不宜草率地开征此税。即使征,也应该在征求广泛民意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地执行。”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廖永涛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房产税成效争议
就在北京征收房产税这一消息被证明是伪命题的当天,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就公开对媒体表示,房产税试点的意义在于探索合适的税制和可行的征税机制。按目前试点城市的方案来看,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将来房产税全面开征难度很大。
“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判断房产税征收越少就说明越成功。”上海易居房地产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首先,这两个城市到底能征多少税,还不好判断,因为这两个城市很多应该纳税的居民还没有去纳税,现在看不出到底是多还是少。其次,目前征税少,并不代表着房产税本身成功抑制了投资需求。”
而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也旋即专门就此事发表评论,她认为,“房产税收得越少越成功”的逻辑显然与政府开征房产税的目的背道而驰。开征房产税是为了寻求替代“土地财政”的良方,而绝不仅是为了抑制高价房。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收得少,只能说明价格高的住房卖得少,也就是说高价房的需求低,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财政找到了良好的解决之策”。
如此看来,重庆与上海两地房产税的试点成效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论调。那将来各城市房产税开征的成功与否是否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呢?
在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的眼中,评价一项政策是否成功主要要看其执行后是否达到了当初政策设立的初衷。“依据政策初衷评价重庆与上海试点的话,应该说这两个城市还是获得了部分成功的。两地房产税的试点使其在形式上健全了地方税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住房需求,但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暂时还没有得到落实。”
试点能带来什么启示
即便目前无论从官方言论还是现有客观条件来说,房产税在全国的落地开花都面临着不小的难度,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税必定会是政府调节楼市的重要举措之一。
但如果单从缴纳金额与控制房价收效上来看,重庆与上海两地不到一年的房产税试点成效显然与公众的预期还相差很远。其被坊间质疑的除了税率过低与征收人群过窄之外,也有不少来自征收程序与征收环节方面的不同声音。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从两地的试点来看,有关房产税的信息还不够公开化,未来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比如政府应该对外公开现在有哪些人属于囤房者,将他们予以曝光,公开打击投资炒作的需求,这样,政策的威慑力将会更大。”
“目的是让民众充分意识到房产税对住宅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好处。这样,政府就有机会逐渐赢得更多的支持,为房产税的下一步顺利展开也做好充分的铺垫。”陈杰表示。
不少业界专家也指出,房产税争议更多的是出台过程的“程序正义”。涉及面这么大的政策调整,是否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是否经过充分的公共酝酿。此前两地出台的过程都过于突然、神秘,完全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缺失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平台。如果将来有机会经过人大政协的充分讨论,效果会好得多。这个遗憾希望在将来的政策调整中能够得到弥补。
上述住建部专家对“房产税全面开征难度很大”的表态似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房产税短时间内全面落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样一个目前备受争议的税种却并不缺乏来自专家层面的判断。
上海易居房地产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房产税的全面开征注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首先看这个城市是否具备征收的技术条件。其次,其征收应该跟当地楼市的变化紧密相关。如果楼市处于低迷期,地方政府就缺少征收房产税的主动性。如果房价处于上涨期,推出房产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在具体的时间点上,他则认为,“十二五”期间很难出现大规模全面性开征。“若要改革,涉及的面比较大而且复杂,不仅是重庆、上海两个试点城市需要积累经验,接下去还有第二、三批城市需要积累经验,探索合适的机制体制,不宜盲目过快地开征。第二,房产税事关税制改革,并不是完全针对调控房价的短期措施。年内,房产税进行第二批试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各地楼市都有降温迹象,部分城市还比较低迷,因此,第二批城市不会这么快。”(记者 海 燕)来源: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