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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蓟运河,就没有汉沽、芦台、宁河、宝坻、香河,乃至蓟县、天津和北京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繁荣。考证蓟运河流域的佛堂庙宇,没有蓟运河,就没有香河的楼隐寺,新仓(宝坻)的大觉禅寺和广济寺,芦台的东大寺和芦家雾的雾抬寺等一批辽代佛寺的兴起。
蓟运河悠久而又缠绵的古韵,为何如此神奇却又斑斓多彩?
清乾隆年《蓟州志》载:“蓟运河,古称鲍丘水,隋代名沽水,宋元时期称潮河,明代称运粮河。”而清代,因该河漕运粮饷直达蓟州则改称为“蓟运河”。
蓟运河,天然形成,是古代天然潮河的主河道。源头从遵化汇数支流,经蓟县、宝坻、丰润、玉田、宁河、汉沽,而后横贯汉沽城区,南下直汇渤海湾,全长约600余里。河道弯曲迂回,沟岔交错纵横,青芦浩荡,水雾荡漾,又如鬼斧神工,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时朗时暗,诡怪迷踪。但却是贯东西连南北的水陆运输的黄金要道,尤其是蓟运河临近入海口的滨海区域,更是历朝历代风雨变化的敏感地带。
据天津海河流域文史资料,蓟运河下游区域,即当今宁河、芦台和汉沽大田镇与城区地段,3000多年前业已形成退海陆地。芦台以南(汉沽)区域,尽管仍是洼淀遍布、水泽横溢、芦草浩荡、野驴麋鹿出没,却已有了早期煮盐捕鱼的人迹活动。
根据《天津市海岸带第四纪地质图》和有关考古资料编绘的《汉沽地区海岸线变迁示意图》,汉沽地区古海岸线变迁共经历了五个时期。其中,大田镇、后沽、汉沽中心区与双桥北部,均于春秋晚期(2500年前)形成了陆地。天津滨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很可能是江浙和山东盐灶户,为了煮盐谋生迁徙而来的。战国时期,天津滨海地区分属齐、燕,而两个诸侯国都曾拥有发达的盐业。《管子·地数篇》曰:“齐有展渠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展渠即渤海,辽东仍是北方的渤海。由此可知,战国时期,燕国之地的沿海地带,已经有了早期的煮盐生产活动,只是没有确切具体的文字记载。
西汉时期,蓟运河下游的芦台沿海地区已有了煮盐记载。《魏书·食货志》记载“幽州置灶一百八十”。幽州治所(北京),“幽州灶”即是芦台南部的滨海地区。宁汉地区的盐业规模生产雏形,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公元前110年,西汉桑弘羊为治粟都尉,请大农部丞37名,分驻全国产盐多的郡县,其中就包括渔阳郡的泉州。汉沽时属泉州所辖,这是有史记载最早的来地方管理海盐生产的盐官。汉沽地区与古镇芦台地界相连,是临海盐灶之地。芦台镇出土的铭文砖曰:“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竟宁元年是公元前33年,距今2040多年。汉代乡村管理的模式为: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由此推断,西汉末期,芦台及其以南海滨地区,已成为一个紧临海口、渔盐经济的自然乡镇。
从宁河和宝坻县出土的制盐“牢盆”看,自西汉以来,汉沽就有煮盐生产。在宁河出土的“大富牢罂”戳记残片,就是汉代制盐官发的煮盐“牢盆”。“大富牢”就是当时管理海盐生产的机构。天津滨海地区当时已是产盐重地,而滨海地区的盐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汉沽。汉沽著名的小盐河,就是汉代末期运盐河的遗迹。据乾隆《宁河县志》记载,“小盐河自潮河(指今蓟运河)经汉沽庄北,东达尹家灶、毛家灶、张家码头诸古煎盐处,土锱赤色,锅痕犹存……汉时官给盐船自潮河运入,而盐自小河运出。”张家码头,即汉末滨海盐灶户由张姓人家看管、储存、转运海盐的简易小河码头。
河流是孕育生命的绿色源泉,海盐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财富。神奇的蓟运河,富饶的渤海盐,已为雾抬寺的诞生,奠定了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