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任志强
195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学历,北京市华远集团董事长兼总裁。1969年参军入伍。1984年,进入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华远集团公司前身),2000年至2001年9月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4月20日,辞去华远集团董事及董事长职务,仍任华远地产公司董事及董事长、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2013年9月出版自传《野心优雅》。
-记者手记
50万字书写60年大时代人生故事
“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可以为一段历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现在,轮到“任大炮”背书了。
9月22日,“地产大佬”任志强历时两年隐密写作的50余万字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在北京首发。曾纠结于是否将自己的私生活和内心真实感受公布于众的任志强,最终选择不改“大炮”本色,揭秘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性的60年人生,发表火药味浓烈的经济和社会观点,将“一个人的故事”写成“我们的故事”。
当日,衣锡群、宁高宁、许小年、张维迎、张颐武、潘石屹、刘春、王巍、李国庆、俞渝、王利芬、宋立新、夏华、王潮歌、洪晃、童书盟等著名企业家和文化人云集于中国金融博物馆,以“一个大时代中的先行者”为主题,为任志强和他的大时代背书。任志强写回忆录,曾被认为是一个玩笑。2011年4月1日,这位华远集团的老大在其新浪微博发表声明,声称自己退职申请已获上级批准,并透露将在免职后开始写作回忆录。“这是任总开的愚人节玩笑吧?”许多微博网友当时一头雾水。
这当然不是玩笑。荣退之后,这位地产英雄不但忙于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一项“立言”的事业——写作回忆录。据他透露,2011年8月至2013年上半年,他以传统手写方式、随时随地写作了近60万字,写到动情处常常泪流满面。
谈及写作原因,任志强不讳言想通过一本完整的回忆录回答社会各种疑问:“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不断有很多关于我的争论,我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答复。所以,我干脆把自己暴露在自传里,让大家看到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在这部回忆录中,任志强详细叙述了他与诸多政府高层“过招”的细节,首次披露了与王石、冯仑、潘石屹、黄铁鹰、马云等重磅企业家之间的私密内幕,展现了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群“过河”的人,是如何将一种野心优雅地变为现实,可以看作是一部民营企业和创业人生的心灵史和生死书。
在这部自传中,任志强如实描绘了从贩卖兔皮小商贩起家,到历经坎坷,终于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的全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决定写作这本回忆录之前,任志强一直在纠结,是否应记录下自己的私生活?是否应将内心的感受公布于众?最终,他还是最大限度地战胜了自己。他说:“我太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弱点。将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无情地写出来,目的即在于此。”
在这部回忆录中,任志强首次详细披露了他的人生轨迹:出身红色家庭,随父母参加新中国建设而辗转各地,在最好的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参加过“文革”、当过红卫兵、插过队、当过兵。改革开放后,曾受委屈被拘押坐过牢,后又获平反,创办企业,从拉板车到开餐馆,再到做房地产、做金融……
任志强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情感经历,他的初恋女孩、不幸的第一次婚姻,以及现在美满的家庭和对爱女的疼爱。在书中,他对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再度开炮。他断言,无须从国家人口的角度去谈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危机,仅仅从独生子女的家庭关系和人情世故上看,就必然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也必然是一种失败。
记者:您退休后,为什么愿意花费两年时间撰写回忆录并起名为《野心优雅》?您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是刻意安排一整块时间,还是把平时一点一点的零碎时间积累起来?
任志强:退休后这两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我想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和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风景,把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摆在桌面上。我不是专门写作的人,但是我经常会为一些东西去写作。这两年,不管在什么地方,飞机、酒店,反正空下来的时候都写。到全国各地,到美国,凡是空下来的时间都在写,放弃了一些休闲娱乐,每周的六、日都在写,有时候晚上写到很晚。
说到书名,最早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后来还想过《真诚无限》,还有人说《任劳任怨》,出版社认为不用那么直接,间接反而可能更能吸引人的关注,所以他们用了《野心优雅》。认识我的朋友都说,你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优雅。出版社则认为,一个人有没有野心,在于你的心宽还是窄。他们认为我的心很宽,把职业都可以抛弃,把很多东西可以不放在心里。说到优雅,所有认识我的朋友,都认为任志强是最粗的,而非优雅。但是他们认为,因为你很坦率,可以和别人交流,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述说出来,也算是一种优雅。
记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回忆录里真正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您做到了多少?书中有多大比例写出来了?有没有刻意回避什么?
任志强: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确实一直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心灵的拷问?是否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内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力争还原真实。有些话也许今天无法直接喊出来,但是我已经尽可能地表达了其中的含义。出版前有将近20个出版社与我接洽,我选择的是删的最少的出版社,但最后他们还是删了许多。我当时写了有将近60万字,他们现在删减编辑到50万字。有些内容他们觉得和主题相比,可能比较零散一点,比如我跟刘晓光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休假的内容就删掉了。还有包括一些行业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被删掉了。
记者:您这本书是想写给谁看的?您认为主要受众群体是什么人?
任志强:我想这部书一是给我女儿看的,我女儿18岁了,让她通过这部书了解父亲曾经做过什么。另外,我经历的事情,也包括了华远的一些事情,在华远成立将近30年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对华远的前世今生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记者:为什么执著于举办读书会和参与公益活动?做公益事业不被认可您怎么办?
任志强:我赞助时间最长的是桥牌基金会,二十多年时间我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同样,我赞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长达二十多年,支持了中国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因为北京长期受沙尘暴侵扰,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SEE基金会。并不是所有的公益事业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各种对公益活动的质疑从来没有消停过。公益原本就是建立在非为小我而为大同的基础上的,就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一种无私投入,就是针对社会现象而非针对某个个体的奉献,社会捐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支持,受到表彰。
记者:您在书中说不是靠拼爹才有今日的成功,可是在您创业初期是否动用过家里的关系?您怎么看待家庭对您取得现在成绩的影响?
任志强:我创业从未动用过家里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创业者,都不是靠拼爹的。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神,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直到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发现,人是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那么也包括我们从无奈到寻找、彷徨一直到最后找到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路,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不是泛泛意义上的,不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才有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一代人,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敬畏,这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经过的事实,来告诉这个社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您如何看待一些所谓成功人士在婚姻和爱情方面的做法?
任志强:婚姻中的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会见异思迁,她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随随便便跑掉,这应该是最正常的事。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奋斗成功之后离婚了,便认为所有成功者有钱了以后都要离婚、要换人的话,那就错了。大多数家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从整个离婚率的情况来看,离婚的还是少数。
记者:您认为作为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任志强:本来我是想在这本书里体现一种男人的责任,后来这一部分内容缩编成一个小章节。我本来是按照从小到大的年龄顺写的,因为我有工作日记,有些事情还能对得上。但出版社说这样不行,得先从有争议的事情说起,从而吸引读者。我不是出版者,我只能说把我的历史从头到尾连贯地写下来,但是要想变成一个读者可以有耐心看得下去的东西的话,也许他们比我有经验,所以出版社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书里头我写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现在不是说一定要我赢你输,我要把你打败,而是一个共赢的时代,不管什么事儿,双方协商,有点儿妥协,要不然就不会有民主了。民主一定是在某些相互妥协的原则下,形成一个共同遵守的条约,最后才能达到民主。
记者:最近又有“地王”频出,您觉得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又要升级?
任志强:我认为不会。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尽管你们数出来有13块,但是从总量上来说,八月份的土地供给量是下降的,持续下降的土地供应量,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地王,大家在城区的这种土地供应短缺中,不得不逼着去补充,有钱没钱也得找块地买下来,不买地没得干。
记者:您和很多大明星都是朋友,还认了两个干女儿?这也是您勇气的一部分吗?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任志强:在社会腐败成风的时代,“干女儿”成了“小三”的代名词,尤其是“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干女儿”就成了法定的“小三”了,但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道德底线和人性约束的,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是个无法挽救的社会,也不认为和“干女儿”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圈子,有体制内的、官方的、企业自身的,也有家人的、亲属的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工作中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伙伴的,更有各种NGO和社会团体的。我更相信这个社会中还是有更多的真情的。
记者:您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任志强:不是我想成为公知,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传媒都是为吸引眼球,为传媒自身利益而服务的,所以在使用语言、使用标题等各种方面,目标是让这个报道怎么能吸引人,而它是真的假的,或者阐述的中心思想如何就不管了,有人看我的报道就好,有人买我东西就好。要知道,语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媒体,重要的是把语境给取消了。而当信息更充分发达的时候,我们有了博客,有了微博,可以及时反映出来真相,所以造谣的相对少了一些,或者是扭曲的稍微少一些。我觉得微博上的我更真实,因为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和亲情方面的内容。当人们更全面和更广泛地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记者:您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经营得好,更因为您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您敢于说话的勇气,以及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观点的做法,一直很受欢迎。这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显得尤为特别,您是怎么看的?
任志强:我之所以敢说,是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有什么毛病,总会有人去说真话的。那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胡适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你让我当我就当啊?你让我当我也不一定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小学、中学课本都学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到我这,我们就不说了?共产党最基础的原则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记者:您在书中又一次谈到了“700万年薪”事件,面对争议,您现在的观点依旧如此吗?
任志强:我没有从国有企业中拿到钱。国有企业这种管理方法,是没有办法去拿到钱的。如果所在的企业百分之百是国有投资,你可以去限制,尤其是像可以动用垄断权力的行业。比如说电信、石油,或者类似公司的领导,你不能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来为个人牟利。但是如果是完全市场化的,你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用你的管理方式呢?那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从市场上招到最好的人。你要用高级人才,它有一个市场价格,你要用这个人才的话,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市场价格。为什么我们聘用一个外方的管理人员,你就可以给他高价,国内的就不能给他高价,差别是在于你是不是利用国家权力,利用国家资源,利用了垄断的权力。
记者:您认为一直在讨论的房产税,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甚至进而控制房价吗?
任志强:在最初提出房产税的时候,和抑制房价没有任何关系。2003年在房价非常稳定的时候,提出要做房产税,只是想要改变税收制度。是一个税法上的概念。但是现在所说的房产税,经常被说成是为了抑制房价,其实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赞成房产税,所有的财产,有财产就应该交税。但前提是,这是你的财产吗?不是你的财产,你为什么交房产税啊?再者,从货币财产变成实物财产之前,我已经交过你税了,我钱是交过税的钱,我才变成房子,我为什么要交你第二笔税呢?这是重复征税。我们没有说财产不应该征税,但是按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征税条件,而且征税一定是对所有人公平的一种征税。比如匈牙利在1956年就规定人均超过25平方米征税,标准和规则都很清晰,而我们不是的。你看看有房产税的地方政府,包括美国纽约、新加坡等很多国家,还少了很多间接税,比如说教育费附加,没有的。但是我们额外的税都不减,只加一个房产税,没道理。
记者:您在新书中公布了与很多高层首脑往来的细节,在与高官的交往中您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任志强:我坚持的原则是真相第一。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我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抗上,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这代人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事儿先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的事情,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
记者:“红二代”的成长背景对您日后的人生塑造有什么样的影响?至今还留有哪些痕迹?
任志强:当我决定从部队复员并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时,宁愿去当临时工,也绝不向父亲开口求援;当我被无辜地关进监狱,父亲都坚持绝不会动用任何老战友、老下级的关系去为我说情、鸣冤,直到我从狱中无罪释放,都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清白。正是“红二代”的成长背景,让我在面对更多的诱惑时仍旧选择留在华远,始终爱党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