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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两件大事会改变本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两个版本,一说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和中国的城镇化,一说是互联网信息化和中国的城镇化,无论如何,中国的城镇化必居其一。
大到国际舆论,小到民众的个人认知,都感同身受:我们身处的城镇化浪潮无远弗届,无人可避,正因此,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城镇化车轮轰隆向前须臾未停,城镇化的理念反思也正当其时。
今年“两会”落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旋即公布。《规划》传递出强烈的新信息,被专家浓缩为“六句话”,舆论将其解读为对一些地方城镇化走入误区的教训总结,是中国城镇化方向的纠偏,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我们将围绕对“六句话”的思考,推出系列报道。今天第一期,我们为您呈现的是成都“不走睡城鬼城弯路”的理论与实践。
成都的城镇化
是产业带动下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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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近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化了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中心城区以服务业为主,原有产业链条向卫星城调迁,周边青白江、温江、新都、龙泉都有大产业链条,这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产业带动下的城镇化
成都商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关于“像北京的回龙观这类新城是失败的”的言论引起很大关注,像回龙观这样被戏称为“睡城”的,还有北京的天通苑、安徽合肥的滨湖新区、武汉南湖新区、昆明呈贡新区等。成都是如何避开这样的“城镇化陷阱”的?
陈先龙:首先,成都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是中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长时间不变城址的城市,超过2000年。成都有历史、地理、自然、气候等方面的优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业态、生态、文态、形态“四态合一”的优势。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三线产业调迁成都,和近几年成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为成都打下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城镇化首先要有产业支撑,国内一些地区所谓睡城,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缺乏产业支撑,不能就地提供就业机会。离开了产业的城镇化,就会走向城镇空心化。
第三,成都作为中西部特大中心城市,以及丰厚的文化、教育资源,对整个中西部地区有极高的人口、智能、技术吸纳能力,
成都近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化了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中心城区以服务业为主,原有产业链条向卫星城调迁。周边青白江、温江、新都、龙泉都有大产业链条。比如龙泉经开区,不仅汽车工业将来要达到百万辆规模,还有航空、汽车、电子、国防,产业基础很好。这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产业带动下的城镇化。卫星城不能空心化,而应该是生机勃勃的。
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需要有一套与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卫星城发展标准,成都作为成都平原城市群核心,需要以产业为立足点,布局卫星城发展,规划要适度超前,通道也要适度超前
陈先龙:我们不能等到“城市病”来了才来搞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需要有一套与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卫星城发展标准。卫星城建设更是要与中心城形成“两高两快两轨”的交通联系。成都作为成都平原城市群核心,需要以产业为立足点,布局卫星城发展。规划要适度超前,通道也要适度超前。
成都商报:适度超前如何与大干快上相区别?
陈先龙:要量力而行,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与前景相当,不是过分追求“宽马路大马路”,建设与规划是紧密结合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需求,绝不以大干快上追求所谓的速度与规模。
中心城和卫星城
要实现公共服务“同城化”
卫星城和中心城之间,要打通一些肠梗阻现象,那就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之间,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也要实现“同城化”
成都商报:去年底的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披露,成都要按照大城市规模和标准建设7个卫星城,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我们注意到,龙泉驿、温江、新(都)青(白江)、郫县、双流、新津、都江堰7个卫星城,都有较为雄厚、各有特色的产业园区。除了产业支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改进?
陈先龙:卫星城和中心城之间,要打通一些肠梗阻现象,那就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之间,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也要实现“同城化”。
人人都想往中心城区走,靠什么吸引人口向卫星城分流?除了好的环境,卫星城能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小孩的上学问题,老人的就医问题?考虑卫星城的时候,不能只从空间建设着手,还有制度上的软件建设,比如喝的自来水,不能是乡镇水厂标准。
现在建设卫星城,卫星城是一头热,都在努力向中心城区靠拢。中心城区怎样将产业与人口移植过去?要帮助卫星城提高标准,在人才、资本、技术聚集优势向卫星城输送。
我们通过立法规划建设的环城生态区,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500米生态绿地及周边七大楔形地块构成的133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禁止工业建设,建筑物总硬化率不得大于5%。在空间形态上,已经打断了“摊大饼”过程、杜绝了城市建设无限膨大的问题
成都商报: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被认为是造成睡城鬼城的原因之一?
陈先龙:城市发展是个有机、渐进的过程。成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已注意到传统的“摊大饼”发展的弊端。我们通过立法规划建设的环城生态区,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500米生态绿地及周边七大楔形地块构成的133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禁止工业建设,建筑物总硬化率不得大于5%。在空间形态上,已经打断了“摊大饼”过程、杜绝了城市建设无限膨大的问题。
成都商报: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成都中心城区的使命是怎样的?
陈先龙:中心城区将要更加国际化、现代化,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社会资本和技术进入,再向卫星城辐射。有机更新,并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该拆才拆,能改则改。更多的旧城区,我们是引进现代基础设施,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公共绿地只增不减,建筑面积只减不增”。
成都商报记者徐琼
寻找并保护好
城市发展的“基因”
□成都商报记者徐琼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两千多年的建城史给了成都历史自信,成都的现实自信则是,找到了一条自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去年底的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走形态适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最具承载能力、带动效应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特大中心城市群”。
成都意识到了“城市病”隐疾并给出处方。首次明确严控中心城区规模,将常住人口界定在700万上限,再按照大城市规模和标准建设7个卫星城,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通过科学布局市域城镇体系,引领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城镇新体系,必将分散递减城市无限集聚的压力。
中心城区和卫星城的“同城化”,可谓城镇新体系能否成功的关键。成都宣布,按照大城市配套标准建设公共配套,以市级公共服务设施为重点,推进市级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向卫星城延伸,构建逐步实现卫星城与中心城区市级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不仅夯实城镇化硬件支撑,也必将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应当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健康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成都提出把解决好“半市民化”问题作为明年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要坚持“四态合一”推进城镇化,要坚持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目标都指向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城市主义的代表人物彼得·卡尔索普在《中国“鬼城”的真正问题》里写到,“超大街区、拥有大量高层建筑的超大型花园式封闭社区……种下了使社会迅速衰败的种子。正如西方经历过的那样,这种大型的、没有人情味的城市开发模式使人们孤立,使他们缺乏身份感、安全感、社区感和人情味”。这与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强调中小街道的重要性、反对人为的社区空间分隔,如出一辙,说出了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另一重风险。
但卡尔索普并未完全丧失信心,他最后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活动,通过确定正确的城市发展基因”,“并采取合适的经济激励措施,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保证城市中心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稍加提醒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正确的城市发展基因”,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肌体里,只待重新发现并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