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婚房，是夫妻温暖的港湾。没有房子，就没有家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因此，购买婚房是即将结婚者的第一要务。随着房价的上涨，婚房的购置花费也节节攀升，然而，在适婚的年龄，青年们往往需要父母的支持才能买得起婚房。老人们在支持完他们的学业后，还要支持他们“完婚”，这是中国的特色国情。

　　在一线城市，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购房首付款，使结婚青年可望而不可即，一些家庭掏空几代积蓄，甚至父母卖房，支持孩子在中心城区购房。购完婚房，父母则失去了安居之所。装饰得温馨华丽的婚房，背后是父母的血汗，这种形式的“啃老”，可叹又无奈。

　　避居乡下

　　家住红桥区的张宇，自幼勤奋刻苦，学业优秀，前年从北京一家科研院所博士毕业。留京还是回津，当时成为他头疼的问题，为此他举棋不定，犹豫很久。知名机构科研院所博士毕业，这个学历，再加上读研究生、博士阶段积累的人脉和经验，他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是不难的。而且，当时至少有两所大学、一家企业、一个研究所向他提供了岗位。

　　张宇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个因素——昂贵的房价。这个因素，原本不应该是毕业生首先考虑的因素，然而，随着房价飞涨，无数毕业生又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这些大学、企业和研究所，提供的月薪都是2万元以上，这个薪资数目不算少，但是与房价相比，就有些寒酸了。”张宇说。

　　他读博所在的是北京海淀区，一个科研院所云集的区域，也是学区房聚集的区域，平均房价已超过8万元，一套90平方米左右的婚房，首付需要220万元左右，如果算上税费和中介费，需要260万元现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到哪里筹措这么多现金？

　　张宇的博士同学，也感受到了高房价的压力，很多去了二线城市，如郑州、成都、西安等地。

　　导师极力挽留张宇，并发动自己的关系给他找工作、找项目，希望他留在北京。考虑再三，张宇选择了北京一家研究所，这家研究所除了提供工资外，还提供了一笔20万元的安家费。这笔费用，对想在北京落户的张宇来说，虽然不够解渴，但也足够诚意，促使他留在了北京。

　　他一直有着稳定的博士女朋友，来自天津旁边的唐山市，离北京也不远。在北京安家落户的事，牵动了两个博士的家庭。张宇的父亲张建广是一家纺织厂技术工人，50多岁就失业了，失业后开出租车挣钱。张宇的母亲是一所中学的老师，退休后有养老金。由于多年供张宇读书，家里存款还不到30万元。张建广决定卖掉红桥区那套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这套房屋，也是老两口的唯一住宅。到房产中介处咨询，这套房子价值160万元，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未来，他觉得卖掉这个住宅，给儿子在北京买婚房值得。“这样，孩子就能安心工作，而且北京的房子一直涨价，即便作为投资也值得。”张建广说。

　　匆忙挂牌，降价10万元快速成交，张建广为儿子筹得了150万元现金，加上家里的存款30万元，缺口仍有40多万元。张宇的未婚妻也想了办法，家里把唐山的一套保留了30多年的老房子卖了，筹得了剩余的资金，补足了缺口。张宇在北京购房的事很快落实，两家人共同努力，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90多平方米的家。

　　卖掉了唯一住房后，张建广决定和老伴儿租房子住。由于老伴儿腿脚不方便，他们只能找一楼的房子租住。在租房市场，像张建广这样的中老年人，房主一般不乐意出租。

　　张建广寻思着，无论怎样，得有自己的住房。他向亲戚朋友借了10万元，准备在天津的近郊购得一处住宅，作为养老使用。

　　经过两个月的考察，最终，张建广在武清区王庆坨镇购买了一个小产权房。买得这么偏远，还是因为总价低，自己能承受，而中心城区，购房需要投入太多，而且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

　　现在，张建广老两口搬到了王庆坨。早上，俩人去集市上逛逛，晚上，俩人去农田边散步。唯一让张建广担心的是，老伴儿的身体不太好，万一哪天突然生病，就医不方便。“你说，这地方偏僻，打120的话，救护车能来这么远吗？”张建广问记者。

　　无家可归

　　老家在河南省农村的刘钧，从本市一所本科院校研究生毕业，四年勉强存下了20万元钱，准备付款购买婚房。女朋友也来自农村，只不过家乡更为偏远，在甘肃省西部。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好的他俩，只能勤勉奋斗，以期在天津扎根。

　　到去年9月份，眼看房价涨势一浪高过一浪，在天津买套80平方米的房子，也需要200多万元了。按照他的说法，“盘下一套房子，首付至少得50万元。”他也不敢再等了，攒钱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与其存钱等待，不如早点出手。

　　即便加上女朋友存下的15万元，两个人购买婚房还是有15万元的缺口。刘钧想过借高利贷，但发现自己这种外地人，名下既没有房产也没有汽车，连放高利贷者也不愿意做这笔业务。父母都在河南安阳种地，女朋友的父母也在务农，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他们。

　　刘钧向父亲刘尚勤提起，能否以农村家里的宅基地作抵押，向当地的银行借贷一笔钱。父亲赶紧跑关系，请熟人吃饭，打听来打听去，没有银行做这样的业务。在当地，宅基地最好的变现方法，是先盖成楼房，然后出售。

　　刘钧家只有三间宅基地，上面坐落着祖宅，父母在1987年翻新了一次，在里面居住了近30年。如果宅基地要变现，就是将父母的唯一住宅卖掉。实在是没有办法，刘钧又考虑到，以后有了孩子，还不是要请二老来天津帮忙照看。干脆一步到位，将老家的祖宅变卖，父母也到天津生活。

　　刘钧先拿出10万元，翻盖了老家的房屋，起了两层小楼，变卖了28万元，算是凑齐在天津购买婚房的首付。由于刘钧在天津买的是二手房，办理得也算顺利，到今年1月底，搬进了购置的房屋。

　　临近年根底下，老两口却无法在老家安心过年，唯一的祖宅被变卖，他们已居无定所。最终，刘钧的叔叔腾出一间偏房，让老两口暂住。叔叔有智力上的残疾，一辈子没有结婚，此前居住在两间土坯房内，有一个破败的小院。

　　刘尚勤的这个春节，过得实在是难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变卖了祖宅，给孩子在天津买房，有人不免说闲话，认为他这样卖掉家业支持孩子，晚年也不一定幸福。还有人调侃，他家孩子都研究生毕业好几年了，现在还没“断奶”。

　　过了春节，刘尚勤和老伴儿来天津投奔儿子。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也是磕磕绊绊。到了6月收麦子的季节，刘尚勤和老伴儿决定回家，将地里的麦子收割完毕，再种上玉米。

　　刘钧送父母到天津火车站。临别时，刘尚勤突然说：“儿子，我们不想在天津生活。再说，我们的根都在农村老家，到老了总要叶落归根。将来，难道你们将我们葬在天津？还不是要回老家去。再说了，在天津，给我们俩买块墓地也得10多万元，这不又是给你们增添负担吗？”

　　父母回去，就再也没回天津，他们准备四处租房子居住。他们没有想到，在自己年老时，却在熟悉的家乡过起了漂泊的生活。

　　青年人“啃老”到何时

　　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上涨，想在这些城市生存并扎根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家庭为了下一代，变卖已有房产，掏空几代积蓄。年轻人虽然住上了宽敞温馨的婚房，而父母却搬到了更小的房子，甚至到更偏远的地方居住，养老也越来越没有保障，变得老无所依。

　　从法理上讲，父母抚养孩子到18岁成人时止，此后，再没有义务给孩子提供继续的支持。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现实的因素，绝大多数父母都承担孩子“完婚”的义务。“完婚”之事，成本之高，成了父辈们难以承受之痛。

　　青年们也可以选择租房结婚，婚后再通过共同奋斗、稳步积累购得属于自己的房产，不必给父母带来压力。但是，房价的过快上涨，远远超过他们工资上涨的幅度，超过他们攒钱的速度。存钱买房，成为遥远的梦想，甚至越存越买不起房。他们害怕一步踏空、万劫不复，再没有上岸的机会。这种紧迫感和焦虑感，逼迫结婚的青年人和他们的原生家庭，掏出全部的家底，谋得一个大城市的座位。

　　201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流动时代下的安居》，其中对5000名80后在京青年的调查显示，有房的青年中，75.3%是靠父母支持下购买的房子，高达80.92%的青年认为，解决住房问题需要父母支持，而认为仅凭个人努力就可以购置房产的不到10%。同年，上海的一份针对2480位青年白领的调查报告也显示，41.18%的人买房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本人父母，11.76%主要来源于配偶父母，合计超过五成的购房者需要父辈支持。

　　2016年下半年，随着房价再次上涨，购房需要父母支持的比例继续增加。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一份针对全市1000位20-40岁市民的调查也显示，有503人在生活中还需要父母资金支持，原因由高到低依次是：房价高付不起首付和月供、资金周转问题、收入不够开销、结婚彩礼、婚宴等费用高等。多数人选择“等有了高收入、稳定的工作时”就主动脱离父母资助，仅有少数人表示不需要脱离父母资助。

　　房价高，下一代结婚婚房需要父母支持的现实，改变着人们的生育观念。生了儿子愁眉苦脸，生了女儿欢天喜地，没有预备房子就不生孩子。极大反差的背后，正是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承担高房价的结果。有的父母在孩子结婚急需婚房时感叹：“或许，只有我死，才是对孩子的最大帮助，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继承房产结婚了。”这种感叹，让青年人惭愧，无地自容。

　　即便掏空家底购买了婚房，由于贷款数额巨大，还是负担沉重。张宇现在每月还贷2.5万元，刘钧每月还贷8000元，高额的月供挤压了他们的收入，使得他们还完贷款之后，已拿不出多少资金用于消费、学习和旅游。青年人越来越被房子束缚，被房贷捆绑，掏空了父母的养老资金，他们既背负了沉重的资金债，也背负了沉重的情感债。

　　对父母支持自己购买婚房的年轻人来说，在自己资金宽裕后，为父母购买一处安居之所，不让他们的老年无处安身，这或许是他们最应该做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调整不同行业的分配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给年青一代留下自力更生的念想，也是他们对社会的希望和期盼。（北方网编辑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