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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老板一句话。”而享誉中外的建筑大师张开济说,“建筑师不能只跟首长、大老板打成一片,要时时想到老百姓。” “古都风貌不能转移重心”
目前有的建筑师的创作意图时常被扭曲,处处受到老板、领导和文化素质较低的“甲方”的干预。“一个建筑师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作为建筑师,不仅要向领导负责,更要对得起百姓和良心。只有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他谆谆告诫,“中国要出立得住的建筑,要出建筑大师,就不能迁就某些不科学、反艺术的操纵。”
张开济说:“北京西站主楼上的超级小亭子,我最为反对,这种仿古复古的、生硬的、强加上去的东西,着实令古都风貌的重心一下子倾斜了。在那高52米、中间净跨45米的门式建筑的‘横梁’正中,安上这么一个50米高的三重檐四坡攒尖亭子——设计者都明白,在实用上毫无意义,在结构上最不科学、最浪费。为了这个超级小亭子,需要一个重1800吨的钢桁架来支承,需要增加8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张开济为此算了一笔帐,“用这笔钱捐赠希望工程,可帮助20万失学儿童上学。”当西站落成时,人们欢呼它“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功能齐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程。殊不知,这所谓的建筑“巨人”,实为建筑艺术创作方向的一个典型“侏儒”。
早在北京西站设计之前,作为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的张开济曾“斗胆”致函进谏,表示“小亭子用得太多,就会造成一种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也会被“个别人假借官意,贩卖私货,……”。这封信虽然批了,但并没有办。张开济对自己进言的失败至今抱憾,他说:“作为一个车站,最重要的是一个旅客进去后,怎样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登上火车,而整个西站反其道而行之,规模很大,效率很低。”
“反对在新建筑中搞复古”
张开济是古代建筑保护的倡导者,他说:“我反对在新建筑创作中搞复古主义,民族形式应该是建筑创作的努力方向,但要因事因地制宜,没有必要让所有建筑都具有民族形式。即使是古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只要在高度和体积上尊重古建筑的存在,不必都追求古色古香。”
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发现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古建筑被保护得很好,但新的建筑却一点也不仿古。“新的就是新的,古的就是古的。我赞成‘旧瓶装新酒’,但坚决反对建造‘假古董’。现在的房子就应是现代的,没有必要去‘复古’。现代的建筑应是亲切、开放和平易近人的,而且要在建筑尺度和色调上与传统保持一致。北京应该重视城市风貌问题,因为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国际都市,西洋古典的东西不符合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位90岁的老人仍没忘为北京的建筑奔忙,他对古都风貌的破坏十分痛心。“九三学社曾组织过一次有关建设平安大街的讨论会,大体上是请知识分子骂街,当权者来听。我当时也被邀参加了,结果这次力争胜利了,平安大道两侧不再盖高楼,改为较低矮的明清式建筑。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给了我鼓励。当然,现在再建中国古典建筑也不符合时代的进步,平安大道南侧的一大片完全仿古的铺面建筑并不代表北京今后建设的正确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才是建筑师追求的目标。”张老认为在军事博物馆东侧新近落成的军委大楼是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作品,它外观朴素,但看上去宏伟壮观,虽然没有琉璃瓦和油漆彩绘,却很有民族风格,可以和朴素壮观的美国五角大楼相媲美。
“对建筑师的创作权为何不重视?”
在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有一组建筑称“四部一会”的办公楼,是张开济50年代初规划设计的。时至今日,每每谈到这组建筑群,张开济还耿耿于怀:“我一生的事业中,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这‘多灾多难’的‘四部一会’工程。”原来,他规划的是在内城外建设一个以国家计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政中心,以保护首都古城。1955年,四个部办公楼已竣工,大屋顶建成之后,国家计委办公楼大屋顶的琉璃瓦已运至工地即将盖大屋顶。可是,反浪费运动开始了。于是,这幢尚未盖大顶的主楼“在劫难逃”。作为工程主持人的他违心地同意设计一个很不满意的败笔,不再用大屋顶。时过境迁,许多人看到这“脱帽”的主楼表示不满意,张开济也自责当初未坚持自己整体设计的思想。
然而,更无奈的是,1999年“四部一会”的主楼全面改造,主持人没有恢复原来的设计,反而把原有顶屋的四周加了一个以列柱组成的外廊,不伦不类。其形式与色调和原来的主楼很不协调。张开济既失望又痛心:“更不能接受的是,在这主楼对面新建的银行大楼的顶部却出现了蓝色琉璃瓦的四坡大屋顶,遥遥相对,分庭抗礼!真是该加大屋顶的没加,不该加的却加了,让人糊涂、迷惘。这些建筑形式的改造破坏了北京的街景,今天人们都懂得尊重作家的版权,为什么对建筑师的创作权很不重视?”
“三种建筑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人居大师吴良镛院士曾言:不能把所有的发展矛盾统统归咎于“文物挡道”,城市的现代化不能只有牺牲历史、牺牲文化为代价来实现。
在建筑文化的保护上,张开济的观点是,“一个传统城市的建筑分三类:一种是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第二种是令人怀旧的风貌建筑,第三类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建筑。这三种建筑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城市看上去才会是一个发展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城市。”
张开济娓娓道来,“北京古城由三个层面组成,一个是类似故宫、颐和园如此的‘帝王的北京’, 一个是诸如天坛、各种庙宇等等的‘鬼神的北京’;再一个是‘人民的北京’,就是四合院、胡同。保护古都,既要注重保护故宫、寺庙等这些公共建筑,但对四合院、胡同等普通民居不能冷落,该保留的要保留,但要取消大杂院。另外,只保留独栋没有意义,应当是成片的保护。当然,爱护文物是好,不过也不要过头,该拆的还得拆,该改造的要及时改造。”
古都北京在明清时代留下的危旧房屋成片,张开济构思的“周边式”布局,既保留了四合院的风格,让爱交往的老北京天天相见相闻,又省地皮省资金。德宝小区的设计经他画龙点睛,将“行列式”改为“周边式”,组成了一片楼群四合院。这一改,多回收资金200万元,增加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我反对设计好多级台阶”
张开济特别强调人性化设计。现代城市应该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他说,“像王府井步行街就设计得不错,无障碍通行体现了对人的关怀。现在的人行道上,不少有盲道,这很好。我反对设计好多级台阶。建筑设计应从追求气派到回归,以人为本。过去我们看到建筑物会肃然起敬,觉得自己渺小。今后应体现人是建筑的主人,突出建筑的服务功能,考虑怎样方便使用,使人感到亲切。”
言及住宅, 张开济提议多建板式小高层:“现在大行其道的塔式高层住宅不能保证每户都有好的朝向,有些住户会常年不见阳光,同时塔楼也明显破坏了北京城平缓的天际线。而板式小高层,一般不到10层,却可解决住宅日照问题。体现住宅建设中的人文关怀,应是北京住宅建设的发展方向。”或许有人会讲塔楼的容积率高,如改建多层或小高层的板楼,势必降低土地利用率,这可能是一种损失。对此,他认为:“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给人带来不适,即便很高效也未必值得推广。对土地的利用并非穷尽就好,我觉得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讲,现在的‘失’也许是将来的‘得’。”
“北京正在失去天际线”
站在自己所住的塔楼之上,看到高楼大厦遮天蔽日,“没有水面,没有深蓝的苍穹,看不见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了”。张开济只能一声叹息:“享受太阳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不能因为我们设计上的缺点而剥夺人家的这种权利。虽然法律上没这方面的规定,但建筑师要负起这个责任。”
张开济直言道:“复古不是方向,高楼也不是现代化。我早些年前便提出控制高层住宅的建造,可是当时的建议‘曲虽不高’,‘和者却寡’。关键是某些人的思想在作祟,错误认为高层建筑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有人说,美国纽约不是遍地都是高楼吗?的确,纽约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可是高楼林立并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城市畸形发展的结果。为什么有人羡慕人家的诟病?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其大的轮廓,北京一个代表性的轮廓就是城墙,全世界没有像北京这样的城墙。当年搞建设把北京的城墙拆除了,北京水平的轮廓线没有了,从而使北京失去了一个重要标志。现在到处都是塔楼,又使北京失去了原来天际线。”小档案:
张开济,浙江杭州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建筑大师。1912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1990年被建设部授予“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先后参与设计过天安门观礼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等工程。1993年,北京天文馆的设计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