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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者的时代标准像
刘恒的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在90年代红极一时。《没事偷着乐》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情节,张大民的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高声喊道:“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体居住状况是城市越大,住房越困难。3.6平方米,这个数字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面积。1976年后,天津市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为7平方米。
70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后,许多都住在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如果同住的室友之一结婚了,那么单身的那位一般就要想办法挤到别的宿舍,或更辛苦一点,在各个宿舍“打游击”。80年代,判断一个单位好坏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城市居民只能等国家建房、靠单位分房。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房管部门的门槛就会被踩烂,但多数人依然无法改变住房现状。
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工龄、职称、工作年限、是否双职工等综合因素,想分房必须论资排辈。等待分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住集体宿舍,到两家合住一套单元,再到分上一居、两居,没有几十年是办不到的。年轻人即使结婚分到房子,也是老职工腾出来的旧房子、小房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新婚夫妻不是跟父母挤在一起,就是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而后者已经算是幸福生活了。
不同时代似乎都有不同的蜗居烦恼。工人新村、三级跳坑的平房、筒子楼、大板楼,房子的演化代表了民生的一种刻度,时代变化尽在其中。同样,大量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围绕着房子的主题娓娓道来,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城市民居生活史。90年代城市住房进入商品化、产业化时代,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但越来越高的房价,也的确成了年轻一代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成家立业从蜗居开始,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80年代能否分房是判断好单位差单位的首选标准
冯小刚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这部新写实风格的作品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机关小职员的烦恼人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的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里一开始有冰箱有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初搬家时,因房子越搬越好,老婆很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还差什么东西,苦恼主要在这个方面。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婆就不满意了,怪这个地方离她单位太远,因她的单位在这条线上没有班车,她得挤公共汽车上班,往返一趟,得三四个小时。清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回来,顶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天天如此,车又挤,老婆就受不了,觉得是非换单位不可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75%的房屋都被损坏,许多市民住进临建棚,住房条件愈发困难。1979年知青返城,一家几代人只好挤在一间房子里。许多年轻人结婚后,便在家里的墙上打两个洞,用木棍和铁板搭出一个“暗楼”,小两口睡在“楼上”,父母和弟弟睡在“楼下”。有报道记载当年北京新街口的一户人家,不足12平方米的低矮平房里住了一家3代8口人,室内用木料搭起的简陋床铺分为三层,下层是年过六旬的老两口的睡床,上层住着孙子、孙女,中间那层则是儿子、儿媳。
筹建于1976年的北京前三门高层住宅工程,是北京市首批高层住宅群,每个单元有独立的卫生间,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条件。在天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万新村、体院北、本溪路等居住区相继动工,其中许多是大板楼,尽管功能设施一般,但能住进新房,对人们来说也是一件快乐的事。80年代是天津市住宅建设最繁荣时期之一,到1989年,天津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由1979年的7.6平方米提高到了13.7平方米,可以说是城市人居的分水岭。
当年的“小户型”
是如今的十分之一
工人新村建成后,和平区一带开始陆续兴建了一批机关宿舍。像佟楼的德才里、劳卫里,马场道的团结里、友好里等等。虽说是楼房,房子的质量也很好,不过一般干部的住房也没有单独的单元,而是只能一家几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相比起来,居住问题仍然存在。
筒子楼是当时知识分子或者干部的典型居住形态。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着无数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单间里的居民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一般周围的邻居都是来自同一个单位,上班是面对面的同事,下班是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热闹非凡。到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都将门前一块据为己有,垒起灶头,堆好煤球,放一张破烂小桌子,生活被分成了屋内屋外两部分,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事情都暴露在邻居的眼皮底下。这也是居住在筒子楼的尴尬之处,厨房里的油盐酱醋都摆在一起,个人隐私更是完全暴露在邻居眼中,说是楼房,其实就是大杂院。如今德才里的楼房还保持了当年的模样——走廊里黑咕隆咚堆满杂物,高高的顶棚布满厚厚的尘土,时间仿佛在这里定格了。
电影《邻居》一开始就是在筒子楼的楼道间做饭的场景,而背景的声音,是楼道里传来的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一家打开收音机,整个筒子楼一层的人都能听到。1982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这部电影让当时大部分住在“鸽子笼”里的中国观众听到了电影与身边真实生活的摩擦声。
一座筒子楼就是一个大杂院
50年代初,天津的普通工人大多居住在窝棚和土坯房里。1951年,市政府在中山门、王串场、丁字沽、吴家窑等地段规划建设了第一批工人新村。工人新村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地址都叫“几排几号”。大家一般都在院子里做饭,厕所是公用的。不过那时候人们都知足,一家一户能有一处干干净净的安身之所,便高兴得不得了。一直住在王串场的赵大爷回忆说:“我7岁,哥哥10岁,家搬到工人新村,两个孩子在一排排房子间跑来跑去,兴奋劲儿不亚于现在住进别墅的人。”毕竟是简易平房,那时候城市的排水设施也不够完善,下大雨时水涌入屋中,倒灌的水面甚至会与床铺齐平。
1953年上海市房地局试办住房使用交换,在当时算是开了房地产交易的先河。“换房”是一个时代的特定名词,最初的住房交换,仅接受公房住户申请,稍后才对私房住户开放。
工人新村十几平方米的家庭乐趣
王莹骑着自行车离开工厂,驶向那片被称为工人新村的平房区,寻找王建设的住处……工人新村人口稠密,住房狭窄,甚至老少三辈共居一室。没有厨房,每逢夏天一家一户屋檐下蹲着一只煤球炉子,那火苗好似小鬼儿的舌头。每逢冬天无论多冷人们也要去公共厕所,排队方便。
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高房价是造就蜗居一代的“罪魁祸首”,然而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学家在说明高房价时代下蜗居存在的合理性——在住房资源稀缺的背景里,是中国现有家庭结构、社会观念和幸福感这样庞大系统支撑的蜗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