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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报告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或者“伪幸福”的城市。
中产阶层这个提法或说法在中国已经流行有年,但好像仍没有形成一个高度共识,大致说来,无论谁想给出定义,都要先从财产、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公共管理参与程度等几个方面入手,从而界定之,可是也正因为地域差别、自身感受等的不同,造成了莫衷一是。于是,当上个月社科院出台的一份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报告称,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时,遂遭“忽然中产”和“被中产”之讥。而“幸福指数”和“幸福感”也是近年颇为时髦的词,各种调查纷纷出炉,惜乎幸福这个词比之中产阶层更加飘忽,有些看不见摸不着全凭个人感受的意味,有道是国王有国王的苦恼,乞丐有乞丐的快乐,因此每逢有关城市幸福感的排行榜问世,也会让人顿生“被幸福”和“幸福来得很突然”之慨。
然而,人们可以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各持己见,对社科院的数字保留意见,甚至可以对各类所谓幸福感调查报告嗤之以鼻,但中产阶层的存在与幸福感受有高下之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此看来,《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发布特别是其中有关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或者“伪幸福”的表述,倒也小小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之所以说刺激很小,是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常识,虽然这个常识对那些中低收入者来说乖张得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类似“白领不如农民工”的慨叹根本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可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呻吟也并非真的无病,站着也有可能腰疼,至少说这是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不说别的,即以生存压力而论,正如报道的,深圳等城市的中产家庭之所以幸福感指数低下,是由于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价负担,加上工作竞争激烈、交通拥挤、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
而尤需注意的是,倘是压力造成幸福感指数下降也就罢了,问题是中产阶层还有一不小心滑入底层的危险,而中产阶层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稳压器,这个阶层是壮大还是萎缩干系重大。我们知道,最近因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希腊到英国,罢工风潮不断,社会持续动荡,就是这个社会稳压器出了问题。而在我国,这些仍称得上少数的中产阶层也面临所谓“下流化”的困境。因此社科院的报告可以遭受质疑,但它提出的某些建议还是应该肯定的:政府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壮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整合阶层利益关系”展开。首先,要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第二,壮大中产阶层,措施之一是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包括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等。第三,缩小社会中下阶层,主要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为此,要积极增加就业,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事实上,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可以看出,这些政策要么已经展开,要么已列入议程,要么正在研究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