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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表示,这些“理想中国城市建筑试验”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首先,它们揭示了城市的真实需求,城市的发展和健康运转离不开各个年龄、各种职业和学业背景的人共同参与,城市只有能够同时满足所需要的全体人的工作、生活要求,这个城市才是有活力的,可以持续的,“努力让这二者的关系协调一致,应该是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长期追求的‘真实需求’‘理想中国城市建筑’的试验者们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不仅如此,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标准需要实事求是,没有必要一味追求超大居住面积“与收入水平相适宜、能够满足更多人就近就业才是城市规划与住宅建设的目标。”李迪华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四环路以内实现就近就业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加大住宅建设的力度,努力增加四环路以内的住宅的供给,“一个新的问题是,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住宅呢‘理想中国城市建筑试验’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就是应该建设政府拥有产权的廉租房、设施完备的单身公寓、能够满足两口之家开心生活的一居室、三口之家快乐生活的两居室,这些住宅只租不售,为就近就业提供最大的方便。显然,这样的思路与目前城市更新过程中,许多城市的中心区逐渐富人化、豪华化的商业化发展趋势是不一致的。”
此外,李迪华还提醒,中国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并在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城市未老先衰,交通堵塞、噪声和空气污染、高房价等“城市病”已经成为这些城市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样的背景下,‘理想中国城市建筑试验’就变得十分有意义了,一方面来自群众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群众智慧,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这些方案如果得以实施,毫无疑问将最大限度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期待,有关政府部门能够从中获得启示,把群众智慧变成建设实践。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网友期盼,上述智能“豪宅”可以批量生产。
多方呼吁建立解决“城市病”长效机制就在相当一部分人为这些小巧而实用的建筑鼓而呼时,“蛋形蜗居”被曝,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搬离,目前临时存放在戴海飞公司帮他借的一个仓库里,公司出面决定给蛋形小屋找一个“窝”,也是想使这个“蛋形蜗居”的形式合法化。
在很多人为此惋惜甚至“义愤填膺”时候,李迪华则表示“中国社会正走向法制化社会,只要是依法执行,我都不希望对这样的施政行为作负面的评价,或者做要求法外开恩的呼吁。”不过他进一步提醒说,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化时代,“蛋形蜗居”的社会效应已经毫无疑问通过快速传播形成了,并不会因为其原物被强行拖走而很快消失。
“其实,如果把它放到美术展会上、公园里、度假区中,它很容易就合法了,但却失去了现在我们讨论它的实际意义。”李迪华认为,“蛋形蜗居”在中国第一次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超出了普通市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需要探讨解决“城市病”问题这一特殊时刻。
国内一位财经评论员撰文表示,蛋形蜗居是社会心中之痛,蛋形蜗居的存在提醒我们创业年轻人与大部分普通人生计艰难。当然,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的蛋形蜗居的存在是政府之耻,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到2008年,没有对于保障房与民生的真实关切。
李迪华也认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能够认识到“蛋形蜗居”、胶囊“豪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何通过思考其社会意义探讨解决中国城市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方案才是当务之急“任何解决方案都要通过广泛论证和讨论,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比努力让‘蛋形蜗居’等合法化更加有意义的是,以它们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为契机,研究各个城市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具有创新性的方案进行试点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