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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GDP为干部提升考核标准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地始终被排在国防、工业与生产用地的后面。无条件的服从于军事的需要、服从于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市政设施的需要、服从于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甚至要服从于旅游设施建设的需要。“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从历史的过去延续到改革后的今天。
从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工业供地的数量都远少于城镇居住用地,一般均在1:3到1:5之间。而中国工业用地的总量却远远大于城镇建成区的总量,于是在土地本来就稀缺的中国,更突出了居住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用保障房还是用商品房来解决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都无法让城镇住房实现每户家庭至少对应有一套成套住宅的要求。
如果本来就未解决土地的制约问题,再用资本市场的不开放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用银行信贷限制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用户籍制度限制人才的流动和公民迁徙的权利,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又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呢?必然由此产生更多的传染病,让整个中国经济都被这一“支柱产业”的非良性发展绑架。
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没有“房地产市场”,但如果他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经济中都不能没有“房地产”时,如果他们知道各国从房地产中获取的税收和相关产业拉动都决定着地方的财政命运时,他们也许就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如何让一个“从沸腾到癫狂”的产业回归正轨,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不但必须解决土地的制度问题,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人为本”的居住优先还是“以GDP为本”的生产优先问题。固然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但合理地安排土地的为人服务
谩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中的问题,而赌博或赌气的政策更不能给市场带来稳定的预期。必须从量化的数据分析中找到发病的根源,不仅要治标更要从治本上下功夫进行改革。不仅要解决眼前集中的冲突,更要从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和城市化的长远目标出发,形成长期稳定、有效的“立法”,给社会与市场稳定的长远预期,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
也许更多的人可以从这里找到打开那扇神秘大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