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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价天桥持续热议:先是决定今年斥资4.47亿元兴建21座新人行天桥及完善现有人行天桥设施,舆论一质疑,马上腰斩计划,只建10座,相应资金投入也急剧缩水成了8000万,多座天桥建造价,比原来的预算砍了数百万元,其中华南理工大学北门东莞庄路人行天桥最新造价概算为400万,较之前减少398.89万。
更更改改,头都被搞晕,最大的困惑是:有关部门的决策怎么这么随意?这些决策都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们一直认为政府的决定都是严肃的,大红印章,神圣庄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料如此儿戏!
我想市民的期盼是:在有需要的地方都要建天桥;每一座天桥都应该安全、便利、美观、经济——都不应该是天价天桥。结果现在倒好了,天价倒是不天价了,该建的却也不建了——这算哪门子逻辑?难怪市民又不满了!
市民的期盼不合理吗?当然不是,这都是常识和常理啊。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市民的期盼合理与否,而是为什么市民的这些合理期盼老是落空?期盼老是落空,或者总是逆着你的愿望,这真成了我们最大的中国生活经验了。学界老在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智”。为什么就不能顺顺公众的意愿呢?是不是顺了公众的意愿让权力觉得很没面子?这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文化问题。
市民的期盼要满足,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由市民做主,舍此别无其他。改“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这是省委的号召,而我们的制度设计也提供了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那就是人大。可惜至少到目前,在天价天桥这件事上,还没有见到人大的身影,也没有听到人大的声音。人大的缺位,是当今公共政策决策程序的最大问题;正是因为人大的缺位,民意不显,民意不彰,才导致种种类似天价天桥这种公共决策的随意、粗陋。
公共决策的随意、粗陋,折射出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组织水平低下,而一个社会的组织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广州正在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化当然不是楼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多,它归根结底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会化,是一个不断从原始本能驱动的自发的社会向精心组织的自为的社会迈进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文明程度日益进步的过程。但从这次天价天桥事件来看,我们的社会组织化水平还停留在相当低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