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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杨箕村最后的“钉子”被夷为平地。梁文祥摄
李启忠缓缓站起身,抱起火灾中幸存的一株番石榴,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许久,他才踏出房门,抓起一把泥土,装进一只废弃的碟子里。一手捧着养育了祖辈900年的泥土,一手抱着象征着生机的植物,李启忠走在被高楼环绕的杨箕工地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的祖屋——杨箕村和睦里7号。
2010年4月,杨箕村发布拆迁补偿方案。两个月内,1386户村民签约,但有18户选择了留守。直到2013年7月,最后两个留守户李健明、李启忠签订了合同,为耗时三年的杨箕村改造搬迁工作画上了句号。
僵局3年,杨箕俨然成了一个利益、观念及情与法的“博弈场”。其间,有留守户胆战心惊,也有已迁户的怅惘愤怒,杨箕村委会、梅花村街道办及越秀、天河两区政府、法院等均压力重重,开发商也不得不支出额外的安置费……
在广州“城中村”改造中,杨箕僵局并非孤例。原定去年底完成的全市52村整体拆除计划,截至目前仅猎德完成。在杨箕僵局化解之际,我们回顾并反思这一改造模式及其进程,也许能为广州“城中村”改造提供一些参考。
三年拉锯
2011年12月,就在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贴出强拆告示的当天,李启忠带着煤气罐、汽油和火药住进了杨箕村和睦里7号。这一住就是555天,未曾离家一步。直到今年6月24日,他从房子4楼跳下。
“跳下的那一瞬间,我想算了。两年来很累,压力很大,我觉得自己死了一次。”7月29日,在这栋他誓死保卫了2年的房子里,李启忠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4年来,杨箕村如同一个偌大的戏场,将利益纷争的各种世相轮番演尽。
2009年8月,广州市政府将杨箕村改造正式提上日程。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路走来如此悲壮——维权、逼迁、强拆、死亡相继出现,其间夹杂着已迁村民和留守村民的对峙、钉子户满身的伤痕、百余位老人在等待回迁中病故……
对杨箕村而言,要不要改造从未是个问题,选择怎样的改造模式才是分歧所在。2007年之后,广州开始尝试“城中村”改造新思路——以政府为主导,以村为主体,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
随着2010年猎德村的改造成功,这种由开发商“出钱”,村集体“出地”的模式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常用路径,复制“猎德模式”也成为杨箕村的首选。
在一部分村民眼里,这样的改造模式无异于“卖掉祖宗的地”。2009年8月17日至25日间,数百杨箕村民在村口聚集,表达希望杨箕村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完成改造的意愿,进而要求村委公开财务现状。这是杨箕村改造第一次遭遇大规模反对。
后来成为留守户的姚慕嫦在那场行动中表现活跃,自始至终反对引入开发商。她认为,以杨箕经济联社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自己完成旧村改造。
李启忠则从利益角度反对杨箕村改造模式。他坚信村民在这个模式下吃亏很大,“引进开发商的话,村民只占到2分利益,开发商要占去8分。”
但在杨箕村经济联社支部书记张建好看来,引进开发商是改造杨箕村的唯一出路。“杨箕村自己拿不出20多亿元改造资金,卖掉全部物业也拿不出。如果将村经济联社的全部物业抵押给银行来贷款改造,贷款怎么还?利息怎么还?什么时候还得清?”
在模式选择难以统一的同时,改造涉及的违章建筑补偿标准、拆迁安置标准、经济补贴等问题亦将不少村民拉入反对改造行列,其中违建补偿标准最受关注。
尽管如此,经过村务清查、前期动员、意见征询、方案修改,2010年4月18日,越秀区房管局正式公布杨箕村拆迁安置方案:计划当年5月动迁,6月开拆,7月底拆完,并在2014年前后实现回迁。
随后签约开始,截至2010年5月30日,有94%的村民签约;至7月1日,全村1416户待改造房屋中,签约户数为1386户——这意味着,此时只有18户、不到2%的村民不同意拆迁方案。
这个结果让反对者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即便不愿看到,但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少数派”。98%∶2%的悬殊对比,张建好乐观地估计一年半载内留守户将会“投降”。
2010年7月1日,杨箕村正式开拆。当天上午,一辆大型钻机将杨箕村“旭日东升”村徽雕塑转动拆除,宣告这座有着900多年历史的村庄正式作古。两个月后,杨箕村基本被铲平,但18家留守户和他们的房子仍坚硬地留在这片荒地上。
为何而争
整整三年零一个月后,2013年8月2日清晨,一辆勾机开至杨箕工地。滚滚灰尘中,最后两栋“钉子楼”被夷为平地。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愿意去听留守户们讲述各自抗争的理由,如同此刻的杨箕村已成为空空如也的一片废墟。3年间,留守户的生活已经严重偏离正常轨迹,有人被打、有人跳楼、有人性格变异,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做出这些异于常人之举?
李启忠承认,留守户从未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是弱势,但不是群体。”在多数人决定了改造模式的情况下,反对者只能用“保卫房子”来抗争。这是所有留守户的出发点——房子是私有财产,我不同意你不能拆。
在这个理由之下,他们的表述并不相同。
姚慕嫦认为,自己留守是因为村里一直没有开过关于拆迁的全体村民大会,没有让大家对补偿方案充分表达意见。
李健明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杨箕村同意改造的程序不合法,“整体改造和补偿方案没有通过全体村民的表决,69个股东代表不能决定一个村子的命运。”
在18个留守户中,李启忠的反应稍显异类。张建好发现,李启忠根本不愿跟他们谈拆迁补偿的事,就一个人住在屋子里不出来,并对一切试图靠近他的屋子的人发出威胁。李启忠说,谁要靠近他的房子,他将以死抗争。
7月29日,李启忠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就他的行为作出解释。他努力表述着自己对这座祖屋难以割舍的感情。他说,七八十年前,祖屋因为祖先败家被迫卖掉抵债,自己的爷爷在1943年依靠种菜又把房子买回来。“这座房子反映了我们家的奋斗历程,我对祖屋有感情。”
也有人不讳言自己为了更多的利益。家住永巩二横巷15号的留守户邝春莲明确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留守是因为开发商开出的价格不符合心理预期。“我以前是卖菜的。同样是一把青菜,有的人卖1块,有的人卖5毛,有的人心情好可能就白送你了。给我房子值的价我才签约,别人签约是别人的事。”
在律师的帮助下,李健明机智地找到了杨箕改造的法理漏洞。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转为国有土地。但直到杨箕村土地出让项目被富力地产拍走,杨箕村的土地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不能拍卖集体用地,但《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下称‘三旧改造意见’)则允许,两者明显冲突。三旧改造意见只是广州市政府出台的一个‘意见’——‘意见’算什么呢?我也有意见啊!”
高蹈的理由下同时裹挟着各自难以言说的私利。张建好说,有留守户嫌补偿价格太低不愿搬迁,“有人提出每平方米补6万元,一栋合法面积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求补偿1000多万元,这是蛮不讲理的。”有留守户无法接受违章建筑部分每平方米1000元的补偿标准,甚至还有人提出将分红、计划生育和社保等历史问题捆绑解决的不合理诉求。
等待回迁的村民则认为,哪怕说得再冠冕堂皇,“钉”着不走无非就是为了更多的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绑架了村民的利益。
3年中,最惨烈的一幕无疑是留守户李洁娥之死。她家是一栋三层半的合建楼房,但因重建未获批准,房子至今没有产权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房子只能得到极少的赔偿。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网http://www.nfdaily.cn/作者:刘进陈晨杨璐夏侯命波黄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