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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蕾和小双
小双来的时候是夏天,到了秋天,我和妈妈商量了一下,让小双回老家,把小表妹蕾蕾也接过来。她在那个冷冻厂,比砂轮厂也好不了多少。在我的印象中,冷冻厂的车间是个白雾茫茫的大冰箱,砂轮厂的车间是个粉尘弥漫的巨型烤箱。
之后,我们的小家,也慢慢热闹起来,往来的有小双和蕾蕾在飞宇网校的同学,如北大的保安柯卫、柯俊兄弟,小刘,还有同样从家乡来到北京的,我的同学朋友的男友女友或者兄弟姐妹们,以及一些打工的北漂、考研的北大边缘人。小双、蕾蕾和他们很快打成了一片。大家住得也不远,常常一起行动,形成了一个守望互助的友情社团。
表妹也来北京了
小双回去接蕾蕾。
过了几天,小双拖着两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装着被子之类,回到了承泽园。我远远地看到她,先拖着一个编织袋,走上十来米,再回头去拖另一个。
一见到我,她“哇”地哭起来。
我惊异地问:“蕾蕾呢?”
“姐姐!蕾蕾丢了!我把蕾蕾丢了!”
她从北京火车站,和蕾蕾一起搭上地铁,却因为带的东西太多,刚刚把两个大编织袋搬进去,地铁门就关了,蕾蕾没有挤上去。小双隔着厚厚的玻璃给蕾蕾打手势,叫她原地不动。可是蕾蕾误解成下一站见,于是上了下一趟地铁。她在地下转了一圈又一圈,数次从起点回到终点,才明白这是环行的!她马上打听了到北大的乘车路线,出了地铁,到报亭给我打了个传呼。
电话里约定在西直门地铁口见,等我和小双满头大汗,狼狈万分地赶到西直门,看到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的蕾蕾,正老老实实地倚在地铁站出口的一个壁角里,皱着眉头,苦笑着,有点委屈,还有点孩子般的得意。
蕾蕾来了。我在北大西南门外的飞宇网校,给她俩报名学电脑。蕾蕾学三维动画制作,小双学平面设计。课余,她们就和其他学员一起,到各个街口发广告传单。每人一天能赚50元。冬天来了,她们课余还是站在街口发传单。
发传单的经历把我们变成最不冷漠最耐心的路人。至今,每当我们走到街上,遇到递过来的各种传单,一定会礼貌的微笑、道谢并接下。
北京的冬天,“风头如刀面如割”,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西苑早市上给妹妹们一人买了一套绒线帽子和围巾。以前,总是她们往我学校里给我寄衣物,我连袜子都没有自己买过。
那段日子,每天凌晨,天蒙蒙亮,她们就戴上帽子,裹上围巾,全副武装出门了。为了到网校占电脑的机位,她们必须早起。不久,我东拼西凑了5000元,到中关村的海龙大厦,斥巨资买了一台电脑回来,让她们尽情练习。我至今还记得蕾蕾给我做的动画生日贺卡,玫瑰花次第开放,几支蜡烛闪闪烁烁,我幸福极了。
关起门来数钱
后来,我开始在高年级的师兄以及更有生存经验的北大边缘人的帮助下,给书商攒书,不署名,俗谓“枪手”。多是言情小说、历史故事之类。千字30~50元,与做家教及当兼课老师差不多,但是免了奔波之苦。我还买了个扫描仪,两个妹妹晚上回来,就帮我扫描资料。我白天有课,通常是晚上干活。夜里冻得咳嗽,蕾蕾会爬起来给我倒水喝,她调皮地说:“大姐!你就像一棵玉米,我得好好浇浇你!”小双做饭很好吃,承揽了大部分家务。到了周末,我们经常可以在承泽园的小屋里,召集朋友们聚餐。
有一次,我领回家上万元的稿费,交给小双。两个妹妹马上关起门来,拉上窗帘,在床上数钱、验钞。她们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方法,说是把钞票两边一对折,如果花纹能够完整地对接上就是真钞。我还清了买电脑用的钱,交上了下个季度的房租,带着两个妹妹,欢天喜地地去西单、王府井逛了一天。给蕾蕾买了双安踏运动鞋,给小双买了个傻瓜照相机,给我自己,买了一块手表。
表妹上了大学
蕾蕾虽然已经辍学两年,但学起电脑来很有悟性。承泽园里有位郝大哥,当时在《现代教育报》做记者,后来读了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他鼓励蕾蕾继续读书,还帮我们介绍了北京附近一个收费较低的民办中学。于是,蕾蕾去读了高中。她每个月回来一次,小双给她准备吃的用的,给她用肉丁炒黄豆酱带上,就像以前照顾读书的我一样。蕾蕾撒娇道:“我觉得吧,大姐就像个爸爸,小姐姐,你就像个妈!”
蕾蕾有一次放假回来,跟小双说了一堆老师水平不行、学校不好的话。我责备蕾蕾幼稚,告诉她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管好自己就行。蕾蕾不敢再多说了。小双就私下劝我道:“姐姐,你不要生气!你想呀,蕾蕾是个插班生,年龄又比同学们大两岁,她这样说老师说学校,和她那些小同学一样的心态,这说明蕾蕾已经融入他们了,这是个好事呀。我还担心蕾蕾在学校不开心,压力大呢。她越这样说我还越放心呢。”
听了小双的话,很惭愧,不过我忍着没有跟蕾蕾道歉,我在蕾蕾面前还是威严的大姐大。蕾蕾后来上了大学,考了一堆证书,和高中的校友、大学的同学结了婚,同去嘉兴工作。一年后,生下我们的小外甥女刘嘉然。嘉然圆圆的小脸,总在视频上对着我们憨笑,像一朵娇嫩的、灿烂的小葵花。嘉然满百天了,蕾蕾给我和小双寄来两枚镶着嘉然百日照的小钥匙扣。啊,这不同于多年前蕾蕾惴惴不安地寄给我们的成绩单,它是生活颁发给蕾蕾的美丽人生小奖章。
“代喜”开了公司
当时和我们租住在承泽园的很多人都留在了记忆深处。
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美丽温顺的花妮、路敏姐妹;考研的小群、红燕;诗人野马,后来成了我的同门师弟,现在是个活跃的出版人,已有一儿一女;野马的同屋代喜,很英俊,总是笑呵呵的,野马调侃说,他总是“代别人高兴”,所以叫代喜。代喜没有读研,自己开了家小公司,现在也已娶妻生子,在北京扎下了根……
大多数朋友,现在已经不知所终。
这三年当中,小双除了打工,还完成了漫长的自考。有两门,法律常识和现代汉语,她考了两次都没有过,我就替她考了。我们俩乍看起来长得不是很像,但是越看越像。我的北大图书馆阅览证,用的是小双的照片,小双完全可以畅通无阻。有一次,一个小门卫拦住了我,反复比较我本人和阅览证上小双的头像,最后对我说:“对不起!同学,请进!”
回来讲给小双听,小双正在炒菜,笑得差点把手里的铲子扔掉。
我们经常去北大百年讲堂看演出。无论是电影还是木偶戏、音乐会、话剧演出,我们总能拿到10块钱的门票。因为我们有内线,北大保安柯卫的女朋友小叶,是里面的服务员。他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
“镇长”考进党校
院中那一茬房客,有北大在读生小杨,因为不愿意住集体宿舍,租住在此;有芙蓉姐姐那样考博或者考研的北大边缘人;有来北大进修或者游学的地方院校的教师;有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小双最好的朋友是住在隔壁小屋的江舒。现在,江舒已经回到家乡,在郑州开了个“如花美眷”旗袍店,有实体,也有做得美轮美奂的网店。江舒还是我婚礼上结婚礼服及配饰的“赞助商”。啊,从腾讯空间的相册上看,多年不见的小江舒,已经成家立业,变身为一个优雅雍容的成功女士。
园中还住了许多朋友,姓名不详,只知外号。比如,一个颇有民国范儿、爱戴黑框眼镜、稍微有点谢顶的老师,在复习考研,大家尊称他“教授”;一个身材高大、爱摆谱儿的小伙子,大家叫他“大伙子”;还有个说话像林志玲一样软软的女生跟读博士的爱人同住在此,人们称她为“小媳妇儿”;还有一个来京报考党校研究生的女孩,自称在当地乡镇政府工作,稳重干练,确实像个女干部,大家干脆叫她“镇长”。
后来,那个离家出走的富二代小马和他当时的女友修成正果了,而“大伙子”出国后即与女友分了手,女孩终日以泪洗面,大姐陪她度过了艰难时刻。后来,女孩发愤图强,考了研又读了博,嫁给一个北京小伙子,是个大夫,现在在北大南门买了房,儿子已满两岁,还经常回承泽园看望房东大姐。
小媳妇儿等着她爱人从历史系毕业后,一起回了家乡湖南某大学教书去了。
考博的小刘,读了北大中法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又去法国做交换生。在巴黎,她邂逅了一个从北师大去的访问学者,结婚,双双受洗礼,入基督教,后被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到上海的华东师大。
“镇长”也如愿考上了党校的研究生,之后不知是走了仕途还是做了学问。
非典的时候,北大封校,大家全部“赋闲”在小院子里,常常一起吃西瓜,下棋,打羽毛球,或者共享房东大姐蒸的发面包子。
有一天,小双突然发起高烧。从39摄氏度烧到41摄氏度,一周后,居然又莫名其妙退烧了。后来才知道是过敏了。凯文的学校封校,他翻墙头出来到承泽园看小双,腿上、肚皮上划了好多条血道道。小双发烧期间,房东大姐每次做了好吃的,都会递给小双吃。我坚决排除小双的非典嫌疑,但也自觉地给她做了局部隔离。小院里的人,居然也没有去告密的。其实如果有人说出去,大家都会被隔离。回想起来,心有余悸。J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