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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石坚同志近照傅桂钢摄
1948年年底,平津战役最后决战前夕,我在《冀中导报》任电讯编辑科科长。那天我从前线采访回来,《冀中导报》副社长、总编辑董东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在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天津成立《天津日报》,我们《冀中导报》的大部分同志都要去《天津日报》。我听了,非常兴奋。我生在农村,以前最多到过保定城,天津这个大城市仅仅是听说过,现在很快要去了,心中很是向往。
不久,我们就和从《华北人民日报》、《冀热辽群众日报》、《新保定日报》调来的一批同志,在素有“北方苏杭”之称的胜芳镇会合了,其中有王亢之、朱九思、范瑾、董东、邵红叶等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还有一批刚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学生运动战线上撤下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家齐集在胜芳参加培训,待命入城。当时正是隆冬,大清河结了冰,但小小的水乡却热气腾腾,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我们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学习城市生活知识,包括进城后怎么走路、怎么用恭桶等,当时觉得大城市生活很神秘,尤其不能理解马路中间还有“岗楼”,走路还要绕开“岗楼”。那时耳朵里听到的尽是新鲜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亢之在培训时说的一席话:“天津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我们过去了解农民,不了解工人,进城后我们要了解本阶级,宣传本阶级……”“本阶级”这个词是我第一次听到,指的是工人阶级,我是农民,参加革命后也成了工人阶级,所以叫“本阶级”。还有一个人的讲话让我终生难忘,那是黄敬(解放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在胜芳张家大院的戏台上对我们发出的要求和警示:“我们进城后要衣冠不改旧家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们从胜芳一早启程坐卡车奔赴天津,傍晚到达郊外西营门时因道路拥堵就徒步往城区走,一路上看见很多用白粉画的、砖头垒的圈圈,写着“小心地雷”,也有解放军站岗提示:“注意,别踩地雷!”到夜间才走到了和平路,当时叫罗斯福路,然后找到新华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旧址,在那住宿,当晚兴奋加警惕,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天津日报》副总编辑范瑾在多伦道一座别墅里给记者开会,分配采访任务,给我的任务是带领两个大学生孟帆和高静到南开大学采访学生们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情况。孟帆本来就是南开毕业的,回到学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学生们喊着他的名字,一次次把他抛向空中,对高静也很热情,对我却很冷淡,他们的态度使我感到奇怪。孟帆似乎觉出了什么,就向学生们介绍说:“他是老八路、游击队!”大家立刻变得十分热情。原来,学生们把我当成特务了,因为当时他俩都穿着军装,显得很精神,而我穿着妻子做的粗布棉袄,腰间扎着一条皮带,还别着一把手枪。误会解除,我很快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欢迎解放军的游行,游行队伍从甘肃路经滨江道到劝业场,大家载歌载舞,沿途也有不少群众加入,由于人多,采访结束,我和他俩走失了。我向一个黄包车夫问路,他问我:“你去哪国地?”我说:“怎么还哪国地?我去中国地。”他猛然明白过来,高喊着:“都是中国地了!都是中国地了!”又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说:“奴隶性!奴隶性!”我们采访的南开大学学生和群众游行欢迎解放军的消息,很快就见了报。后来,跟车夫问路这个细节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就写了一篇《这是中国地》,收在《大地的风采》一书中。
1949年11月,新华社独立,我被调到新华社天津分社,历任记者、采编主任、副社长、社长。
1960年4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天津日报》任副总编辑,我一听又回《天津日报》了,十分高兴。第二年担任总编辑。这段时间直到“文革”前,是我从事新闻工作最愉快的时期,也是《天津日报》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我最满意的是和编委会一起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的办报方针,使《天津日报》成为宣传党中央精神、贯彻市委意图的有力工具,得到市委的高度信任。同时,在报社内部,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积极进取,使报纸面貌一新,不仅报道了各条战线上的新生事物和先进典型,而且发表了不少好的评论,一批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
永远难忘的是1960年4月底的一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和天津人民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经省委研究,这次宣传报道,由省市新闻单位联合采访,你统一组织,一定要搞好。我那时刚刚调回《天津日报》,怀着既兴奋又倍感压力的心情接受了任务。当时各新闻单位都派出了最强的记者参加报道:新华社分社政教组长黄人晓、摄影部主任田明;《河北日报》政治部主任傅克非、摄影记者奇捷;《天津日报》工业部主任方放、评论员张虎刚、摄影记者毕东;天津广播电台范宝祥。5月1日上午,我把这些同志召集在一起,传达了省委和市委的指示,大家个个喜形于色,我们确定了分工,每个人都表示一定要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报道完成好。
“五一”这天,天津全市洋溢着节日气氛。上午,一列列的庆祝队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来到海河畔的“五一广场”,期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12时55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等党政军首长陪同登上主席台,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刘子厚讲话后,毛主席检阅了游行队伍。在大会召开过程中,参加报道的记者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会议结束,立刻投入写作,消息、通讯都写好了,照片也洗印出来了,我立即拿到刘子厚家送审,省委、市委领导集体审阅稿件并挑选了照片。晚上,报社编辑、校对、检查、工人都提前上班,我和值班编委李力等同志商量,由美术组长黄克靖写了“顶天立地”的特大标题,又配发了包括新华总社吕厚民抓拍的一共四幅照片。报纸付印后,人们都不离开,虽说一夜未眠,但个个精神抖擞。王亢之又打来电话,转达陪同毛主席一起来津的杨尚昆同志的嘱托,让报社送50份《天津日报》,由杨尚昆转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1964年7月29日,是《天津日报》前进中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天,毛主席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他老人家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收到毛主席重写的报头后,就在干部俱乐部大礼堂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的后台,请市委领导传看,并让办公厅把我叫去,我并不知道什么事,只见书记们个个喜形于色,晓塘同志把一张宣纸交给了我。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为《天津日报》重写的报头,在几个大字下面,毛主席又用铅笔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
我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书记们一再说,这是毛主席对《天津日报》的关心,也是对全市人民的鼓舞,叮嘱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信中说的在“十一”改换报头,并把毛主席的墨宝作为重要文物珍藏好。我立刻中断参加会议,回到报社把这一喜讯告诉同志们,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信,个个激动兴奋,表示一定要把报纸办得更好。根据毛主席的嘱咐和市委指示,1964年国庆节这一天,《天津日报》更换了新报头,一直沿用到今天。
1966年,“文革”开始了,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材料。邓拓是王亢之的老战友,我和邓拓于1958年相识,他曾鼓励并亲手审改我为《人民日报》起草的几篇社论,1966年3月邓拓来津时还两次到《天津日报》座谈半工半读和技术革新问题,当我看到《北京日报》的内容请示王亢之我们是否转载时,他用担忧的口气说:“但愿老邓没什么问题。”谁知过了不久,邓拓就含恨离世,而王亢之同志,过了几个月,也含冤死去。包括我在内的《天津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被关进“牛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9月,我恢复了总编辑职务。不久,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天津市公安局广大干警要求为打入敌人内部从事秘密工作的李良冤案平反的新闻,一连三次送市委,当时的主要领导都不准发表。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捂盖子,天津的揭批查盖子一直没有揭开。那一次我发了火,在市委扩大会的小组会上拍了桌子,说此事“一定要见报,否则就不当这个窝囊总编了”。而后我们调整了策略,新闻稿送审不让发表,报告文学不用送审吧!我派记者温超藩深入公安局做充分调查,写出了报告文学《为真理而斗争》,在《天津日报》一版上发表了。这篇报告文学受到罗瑞卿同志的批示赞扬,他转给了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这是公安战线的一位英雄。不久,胡耀邦同志派出中组部和公安部两位司局级干部专门来到天津我的家中,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半天,了解天津市揭批查工作的情况。后来,我给中央写了一份一万四千字的材料,托黄志刚同志转中组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天津日报》解放思想,作了新闻改革的尝试,鼓励记者采写鲜活的东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让新闻像活蹦乱跳的鱼儿一样,谁都爱看爱吃,所以出现了《光棍堂引来金凤凰》那样的新闻。编委会明确提出,记者写新闻报道要“抓活鱼”,而编辑在版面上要提供“鱼池”,不能把活鱼放死了卖。“抓活鱼”的观点一出,引起首都新闻界和各地同仁的关注,当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安岗都表示肯定。安岗作为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安排我到北京给首都各新闻单位介绍经验,我介绍情况后,安岗和胡绩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华总社全文印发了我的录音材料,解放军报社长姚远方在一版写了评论,号召学习《天津日报》“抓活鱼”的经验。
1983年,市委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这是提拔,但我明确表示:“我喜欢新闻工作,我要在《天津日报》干一辈子!”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我又做了同样的回答。第三次,是市委书记陈伟达找我谈话,他说听说几次跟你谈你都不同意,我想这回不能再坚持了,就这样,我于1983年4月离开工作了24年的《天津日报》,调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但我一直把自己当作《天津日报》的一员,也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1984年6月26日,邓颖超来津看望周叔弢的遗孀左道腴,当时没通知记者,事后我写了通讯《邓大姐看望左大姐》,发表在《天津日报》上。邓大姐曾问她的秘书赵炜:“没通知记者来,也没见人记录,是谁写的?”赵炜告诉她署名本报特约记者,是那天随同来的人写的。此后,邓大姐曾两次表扬,一次是当面对我说:“你的本事好大呀,我没见你记录呀!”一次是她接见许明、罗云、张露三位大姐时,又赞扬了那篇通讯,还问许明,石坚是不是晋察冀日报社的?许明告诉她,是冀中导报社的,和王亢之一起工作的。
我总感觉,《天津日报》对于我,就像一位老红军,一直摸着我的头顶,看着我一步步成长。正因为对《天津日报》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近几年我曾两次把我珍藏的5幅名人字画献给天津日报社。明年1月17日就是《天津日报》创刊65周年了,作为《天津日报》的一名老兵,看到了《天津日报》日新月异的发展,年轻有为的同志挑起了重担,倍感欣慰。我希望《天津日报》薪火相传,越办越好,事业兴旺,人才辈出。最后,我借用朱总司令的一句诗赠予我的同仁:“喜见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石坚,原名马汉三,河北省清苑县人,192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从事部队和地方文艺、新闻、宣传工作,担任过冀中导报社电讯编辑科科长,天津日报通讯部编辑科副科长、科长,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采编主任、副社长、社长,1960年任《天津日报》副总编辑,1961年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直至1983年调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