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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增长率已连续4年保持在7%-8%的平稳水平上。这一方面表明,在抵御国际经济和金融冲击,以及克服国内需求不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成效,这的确来之不易;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仅仅保持7%-8%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如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的中长期问题。
从经济理论角度看,这里涉及到怎样认识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有多高?7%-8%的经济增长率是不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国际经济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在2000年4月5日美国白宫新经济会议上,针对美国经济90年代后半期的高速增长,对于美国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问题就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而不存在什么速度极限。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布雷思教授提出,传统经济理论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说:“如果存在增长的上限,或失业的下限,或扩张的极限,那么实际情况是,没人知道它们在哪。”。他主张不要受什么增长极限的约束,而要积极地推进经济增长。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时期可以提高。美国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提出,就美国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总体的长期的速度极限已被提高。他说:“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个速度极限是多少或它将持续多久,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高。”第三种意见认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现实的经济增长率时而高于、时而低于潜在增长率;而就长期趋势而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改变。美国Evercore合伙公司的奥尔特曼先生提出,美国在过去3年里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波动,但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并没有改变。我们尚不知道,美国较高的生产增长率能否持续。
现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扩张期已经结束。这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中长期,比如说5-10年左右的时间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下一个5-10年的经济增长率水平比上一个5-10年,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在国际上,经济学家们也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还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从近几年来所存在的通货紧缩趋势和所存在的大量城乡剩余劳动力的情况看,7%-8%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说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特别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劳动力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6%。这本来就是一种持久的就业压力。而目前时期内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精简机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而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所释放出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就业压力。还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初期将形成的对农业等产业的就业冲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就业面临更大压力。
这是不是说,为了解决城乡就业问题,我们就可以像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有过的那样,通过计划机制和软预算约束,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呢?否。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消费需求正处于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物质需求向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升级的阶段。在多渠道、多行业、多种所有制类型、多种方式扩大就业的同时,需要抓住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联的重大产业或行业,通过深化改革和发挥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加速其发展,以大规模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此,也就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联的重大产业或行业包括:①住宅建筑业和相应的房地产业,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应的通讯等服务业,③交通工具制造业和相应的运输服务业,④以及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生活服务等其他各类服务业。其中,住宅建筑业和相应的房地产业更值得关注。在美国、日本、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进程中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住宅建筑业和相应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都起到了持久的、重要的作用。在美国,住宅与汽车、钢铁一起,长期被称作三大支柱产业,特别是住宅又被称作“永恒的产业”。据现有数据资料,在美国,私人住宅投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重,20世纪60年代初,高达35%以上;私人住宅投资占总投资(私人固定投资与政府投资之和)的比重达25%以上。在6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长达30年的时期里,私人住宅投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8%左右;私人住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3%左右。90年代后半期,私人住宅投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重保持在25%-26%;私人住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保持在21%左右。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城镇住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曾为16%;而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这一比重下降到11%-12%;1992-1998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3%-16%之间;1999-2000年这一比重为17%。这里,并非将中国的住宅投资与美国作简单的类比(中国与美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在于说明,住宅业在中国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它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
目前,我国城乡就业存在着某种对立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与城镇下岗职工及待业人员的就业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住宅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城乡就业联动。一方面,住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既可为城镇居民也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住宅业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加城乡就业机会。住宅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建材、冶金、纺织、化工、机械、交通、邮电通信、家电家具、园林绿化、商业、服务业等许多行业的发展。在日本,住宅投资的诱发系数为1.9993。在我国,据有关部门测算,住宅投资的诱发系数为1.5-1.7,也就是说,每投入100元的住宅投资,可产生出150-170元的相关产业需求。再一方面,动态地说,农民进城打工,提高了收入和购买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和增加就业。所以,住宅业的发展,对于创造城镇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就业联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发展住宅业,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住宅业的特点是:对购买者来说,一次性的资金投入大;对建筑商和贷款者来说,资金的回收期限长。目前,在我国,住宅金融还很不发达,特别是居民虽有购买住房或使住房升级的愿望,但对大部分居民而言,又受到收入水平和收入累积过程的制约。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加大市场化的金融制度创新的力度,以融通资金,推动住宅业的发展。所谓加大市场化的金融制度创新的力度是指,一方面,以低利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积极发展个人住房抵押信贷;另一方面,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将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引入住宅市场。具体讲,由政府发起设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公司(根据国外经验,可由政府独资,亦可股份制),发行各种债券或证券等金融产品,向众多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各种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上广大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公司可以通过收购银行的抵押贷款,向银行注入资金;亦可逆向操作,向银行出售抵押贷款,吸收银行的充裕资金。这样,通过一系列转换,将原先期限长、流动性差的住房抵押贷款,转化为期限不同、流动性强的证券,并由全社会的投资者共同参与融资活动,从而加快住宅业的发展。在许多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在整个证券市场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在美国,就发行规模来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仅次于联邦财政债券的第二大债券。为了发展住宅业,在推进住宅金融制度创新的同时,还要相应做到:简化税费,规范土地批租,有效降低住房价格;以科技进步为核心,加快住宅产业的现代化;积极培育和完善住宅市场体系,包括住宅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盘活住宅存量,促进住宅商品的交换,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多层次的住房消费需求,并带动整个住宅业的良性发展,等等。
总括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逻辑思路:①扩大就业问题,包括城镇人员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②这主要靠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来拉动;③而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又要靠城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拉动;④住宅业的发展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⑤在提高和培育居民购买力的过程中,金融创新特别是住宅金融创新又是关键的一环;⑥通过住宅金融创新,推动城镇住宅业的发展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可以做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就业联动;⑦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刘树成汪利娜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