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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理论,又叫城市群理论,是区域发展的基础理论之一。自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教授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已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所谓“大都市圈”理论,通俗的说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内,由一、二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这种城市群或城市带具有集聚效应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集约化的永久性城市社区居民群体。
改革开放以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塘三大都市圈的发展相当迅猛,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支撑全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地区。三大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3,面积只占全国的10%,而GDP却占全国的60%,外贸出口占全国的85%,直接利用外资占全国的80%以上。正因为三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实力推动和效应,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区域不等、名称各异、特色有别的大都市圈热潮。近两年来,全国有86个城市宣布要建国际大都市。这种都市圈热,对于促进区域竞争,振兴全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我国近代、现代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繁荣盛世。
但是,纵观我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史,有一个严重的教训值得吸取,那就是凡出现一种社会性大热潮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地思考,防止热潮过度,防止大跃进式的冒进,否则的话,就极有可能适得其反,走上失败。对于当前的“大都市圈”热潮,我们在兴奋之余,也深深为“大都市圈”热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担忧.有这样三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一是现有三大都市圈如何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二是我国究竟需要多少大都市圈?三是本世纪除了三大都市圈外,究竟还能有多少地区真正能够成为大都市圈?
这三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大都市圈未来发展的战略问题。因此,我想着重从以下二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当前我国的大都市圈经济的显著优势是,在较小的地域空间,较少的人口群落,创造了数十倍于其它地区空间、人口才能创造的财富。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现有三大都市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三大都市圈目前发展迅猛,其都市圈内几个特大城市基本都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年代国家靠工农剪刀差,集中全国主要财力、资源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三大都市圈城市依靠市场经济的动力和计划经济的遗产,通过资源整合已完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资本垄断、人才垄断、市场垄断、信息垄断和技术垄断。正是由于他们占有时间上的“前卫”和“财力”上的“雄厚”,所以,全国的行政资源、政策资源、资本资源、原料资源、人才等资源超集约地向三大地区积聚,这种现象从历史的局部地区利益看是好事,但站在全国区域均衡发展和长远的共同发展大局看问题,几个大都市圈的集束化发展,若不能在中央政府统一、有效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下进行,就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我们认为,至少会有以下几种后果:
一是重复建设加剧。三大都市圈以垄断形式发展,必然形成无序竞争的局面,而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例如,珠三角地区地域狭小,居然同时在深圳、珠海、广州建几个大型机场。港口除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外,南海还要建新港。这一地区如果加上澳门、香港的机场、港口,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机场、港口地区。长三角地区从长江南京港向下,一直到上海,规模性的大港口已达10多处,而现在仍在竞相扩建。根据这些地区的实际需要,这些设施显然是超过度发展,事实上不少设施使用率极低,造成了严重浪费。
这种重复建设现象波及面越来越大,一些城市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盲目建各种开发区,同样搞机场、港口建设。根据几个地区公布的数字,大都市建设力度之大,耗资巨大,浪费巨大从未有过。继全国上世纪彩电、冰箱和汽车两轮重复建设后,“十五”以来,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项目遍地开花。仅以集成电路项目为例,京、津、沪、苏、浙、粤、闽、川等地已建了近30条生产线,但现在还有十几个省正在筹备上马更多的流水线。上海在建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多达13条,但赢利的只有2家。在长三角地区的14个城市中,“十五”规划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70%。目前,全国提出建“硅谷”的有数十家,很多外国人为之迷惑不解。
根据国家审计署报告,去年审计15个省(区)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发现一些项目损失浪费、效益低下问题相当突出。仅在9个省的37个污水处理项目中,有15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或开工。在16个已完成的项目中,有7个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设备闲置,项目整体效益难发挥。
全国最大浪费的重复建设现象,还表现在各地大搞现代办公楼、城市大广场、各类高档宾馆、写字楼、会展馆建设等攀比风上。目前全国接近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小的中小城市大广场,已有数十个,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办公楼,一盖就是数千平方米、上万平方米,耗资数千万、上亿元不等。政府职能机构向单院、独楼化发展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设施利用率很低,养护费用浪费惊人。这些大型楼堂馆所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超计划财政支出和挪用、载留国家各种行政事业费、低价剥夺农民土地、占用银行贷款、占用建筑商垫底资金、各种行政收费等渠道。这些地区一旦出现经济萧条,大量金融不良资产、债务纠纷将浮出水面,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危机。
二是圈地运动加剧。随着大都市圈热的兴起,资源的无序竞争最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圈地运动,人为扩大城市规模。目前,这种城市无序扩容的现象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的做法主要是采用行政区划的手段,将乡改镇,县改市,市、县改区,镇改街道,村改居委会。强征农民土地,扩大市辖区范围。将农民身份一夜之间变成城市居民身份,拔苗助长提高城市化率。现在城市圈地正处于加速阶段,我国中部、东部城市建成区范围基本上都扩大了2-3倍以上,小城镇平均扩大1倍以上,西部城市扩张也在日益加速。这中间,还不包括大批新建城市的扩张。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省级以上900余家开发区,经国家批准的约有3000多万亩,但目前已经开发的,还不到13.5%。在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已几乎把土地用光。中山市土地只能维持7年,深圳只能用15年。很多开发区一规划就是几十平方公里,甚至达到80、200平方公里的规模。南方有一个40多万人口的小县,开发区从4.5平方公里扩大到60平方公里,形式是扩大了,城市空间是有了,但无工业及其他产业作内容、作支撑,导致这里6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大多数荒芜。
失控的圈地运动,不仅带来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严重剥夺了农民的利益,使大批农民走向既失地又失业的贫困道路。一些地方为了达到征用土地的目的,随意动用公安、武警力量,采用强制手段,推倒民房,摧毁农田。有的地方政府把农民集体耕地强征后高价拍卖,低价补偿农民,拖欠、挪用、截留,甚至贪污和挥霍土地补偿安置费的现象屡屡发生。
三是大城市病加剧。现在随着大城市的无限扩容,大城市病已在我国凸现。香港、广州、北京和其它几个城市今年发生的非典病毒流行,已经发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高度密集化城市流行频率高的信号。另外,大城市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北京、上海等城市,每天有50%以上上班人群花在路上的时间达3-4个小时,以至于出现一方面高叫着加强汽车制造业,一方面又在大城市里准备限制私人汽车的极其矛盾的做法。大城市道路基本建设速度赶不上交通工具的增长速度,大规模的立交桥、高架桥、环城路建设,使大城市的空间距离扩大,每年城市不得不拿出大量的财政用于道路建设,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各地财政支出的无底洞,而且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大城市的运作成本提高,居民生活、工作费用提高的矛盾十分突出。
还有,大城市空气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现象,已经威胁到居民的生活安定。各大城市目前各种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正出现蔓延的趋势。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每搞一次专项严打,都要涉嫌数百人,甚至千人的各种违法犯罪群体。一些地方组织数百人、千人警力围捕持枪抢劫罪犯的事件,已屡见不鲜。
根据目前大都市圈热出现的各种问题表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否则的话,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矛盾将无法克服,造成的恶果将无法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合理将导致地区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有失败的危险。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加强大都市圈经济的宏观调控,至少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加强对大都市圈产业分工和市场定位的调控。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在产业分工上,应注重高科技产业、影响国计民生的主导产业的发展和金融、人才、信息等服务中心事业的发展。将大城市的传统民族产业分流到中小城市中去;市场定位调控方面,重点是鼓励大都市圈城市的产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将部分国内市场让位给非都市圈地区。我们要通过国家战略规划,引导大都市圈城市产品出口由被动出口,走向主动出口。在市场区域分布上,在巩固现有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基础上,积极向非洲、拉美、东欧、中东、东盟地区市场扩展;在产品结构上,在提升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基础上,积极向机械、电子、医药等高科技产品扩展。
第二,加强资源配置调控。采用政府、市场有形和无形的两只手联动,加大对政策资源、土地资源、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四大资源方面的调控力度,使资源向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分流,实现全国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加大对大都市圈中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尤其是现代通讯、交通事业的发展,缩短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人们的交往,信息流、人才流、物资流的流动,空间距离已不再是主要障碍。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城市群的规模格局,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都市圈内“葡萄串”式的中小城市,特色产业竞争力相当强,在国际市场中影响很大。因此,在当代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年代,传统大城市观念应该改变,城市不在大小,产业不应求全,关键在于特色产业形成的实力。
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城市,按传统理论分析,应该对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两个城市的众多郊区县没有一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的行列,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众多的“小老虎”式城市,却能对很多中等城市进行抗衡。
二、中国不能走西方大国大都市圈路线图,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有一种流行说法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主要靠大都市圈经济的推动,中国要发展,一定要大力发展大都市圈,大城市越大越好,大城市越多越好。像北京、天津,可以合并成一个大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特大城市。今后国际大都市圈发展走向是中国唱主角,不少人用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三大城市的发展数据推论,中国要发展大都市圈,必须走这些大城市的道路。
如果按照这些国家大都市的路线走,中国真能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城市化路程,使若干世界性的大都市圈在中国崛起,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大都市圈的发展轨迹,就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几乎都是建立在战争掠夺基础上实现的。即马克思所说的:“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
18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兴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工业化国家靠着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枪炮,开始大规模向外侵略扩张,尤其是向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鸦片战争前四十年、外国偷运至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1821年至184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白银500万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当时,英国还处于二次经济危机中,工商业极为萧条,但通过鸦片战争,从中国获得的大量赔款和割地,为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输了血。1800年,英国除了伦敦外,还没有一座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到了1837年,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6座,而到了1891年,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已达到24座。
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打败了两个大国,从清政府手中捞取了大笔赔款,靠军办工业打下了工业化基础,崛起了一批新兴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靠朝鲜战争接受美国大量军火订单发了财,巩固、提高了一大批大城市。东京、大阪、名古屋就是在这种战争掠夺中成长起来的。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仅靠大批军火输出一项掠夺的财富,就足以使其称雄于西方,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一工业化强国,称霸世界。
纵观西方大国大都市圈的发迹史,清楚地看到,西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与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时代不同,基础不同,决定我们必须走中国自己特色的大都市圈道路。尽管我们现在国力与西方大国有着悬殊的差别,但不等于我们不能实现西方的大都市圈经济;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发展大都市圈经济的条件,但不等于我们马上就可以实现西方大都市圈经济。现实国情要求我们,一定要树立慢不得、快不得,急不得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市圈经济有着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定要遵循其规律,运用当代人类最新科技成果,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各地资源情况及在国家统一合理调控配置下,建立符合我们自己国情的大都市圈。
现在的国情决定,大批高度繁荣的大都市圈城市群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建成,绝不能搞普遍开花。我们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也只是近几年才出现,我们的近九亿农民生活还并不富裕,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刚刚才解决温饱问题,中西部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跳出吃饭财政的困境。我们的城市化、大都市圈经济仍然要走很长的路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千万不能盲目大跃进,我们曾经有过“赶英超美”的血的教训,这种教训不能再重演了。
我国现有三大都市圈除了京津塘都市圈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相当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地级以上城市有16座,中等城市55座,小城镇多达1446个。在这1446个小城镇中至少有183的小城镇经济实力达到中西部地区一般县的实力水平。像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这样的县级市,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西部一些省区的实力。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一定要量力而行,要将我们有限的资源配置好,做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让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小城镇成为支撑大城市的卫星城市,让在中小城市支撑起来的大城市,反哺中小城市、辐射中小城市。这样,中国的大都市圈经济才能健康发展、稳妥发展。如果盲目追求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忽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将国家的资源集约某几个大城市,将会事与愿违。只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形成的大都市圈,才具有真正意义上大都市圈竞争实力,否则的话,大都市圈经济必然走向泡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