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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从经营小企业到“专业”炒房
“只要有合适楼盘,我可以一下子组织千万资金。”
“新政策可能带来楼市暂时走低,正是吸纳好时机”
瑞安的张女士刚从上海回来。
3月份,她在中远两湾城购下一套房子,这次赴沪办完了贷款合同。这是她2002年来在上海个人买过的第十套房产,并不包括她帮别人买过的房子。
张女士经营着一家汽摩配的小型企业,年营业额几百万元。2002年开始,她与炒房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上海房产市场的研究上。
那一次,她坐火车去上海联系业务,同一个卧铺车厢中全是同镇生意人,好几个还和她有生意来往。他们热议的话题她却很陌生:上海房市。经过一路“洗脑”,车到上海,张女士加入了他们炒房的行列。她尝试着在浦东买了两套房子,每平方价格在3000—4000元左右,2003年脱手,一个平方已达6500元,净赚50万元。相当于她厂里一个季度的纯利润。
之后,她把企业更多地交给了丈夫,经常往返于沪温之间,并很快带动了亲戚以及同村的老板加入。瑞安在上海投资房产的人数极多,就是这样“带”起来的。当地人较富裕,闲散资金正愁找不到出口,张女士得到了身边人的信任。“只要有合适楼盘,我可以一下了组织到千万资金。”张女士不经意地说。
最多的一次,她个人信用卡里揣了几百万的资金,手提包里有十几个身份证。由于上海“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套”的硬性规定,张女士几乎动用了所有至亲的身份证。
2004年,上海楼盘异常紧俏。排队拿号,让张女士感到的比频繁往返两地更累。有时,她以每天200元的价格找人代排队。更直接的,就花几万元,从别人或者是房产公司工作人员手里拿号。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可以拿到好楼层以及附带的诸多优惠。
“在上海,只要有房源,30%的按揭都可买”,这曾经被张女士奉为真理。但在新的政策下,张女士也明显力不从心了。包括3月份中远两湾城刚买下的这套房子,她手上还有3套未脱手。对于一套房子原本半年左右脱手的操作方式,现在的投资周期显然过长。“不过,今年企业效益不错,手头资金还活络。这些房子就算作固定资产吧,反正增值是肯定的事。”
张女士仍未考虑从上海撤出。“还没有一个地方的房产比上海更有增值潜力。新政策可能带来房市的暂时走低,这反是吸纳的好时机。我觉得上海房产至少还有十年好,最终可能达到2万—3万元每平方米。”张女士笑得很有信心。
周先生:坚决反对“炒房”这个说法
3年前买的房,如今翻了一倍多
“前几年赚了几百万,现在全套进去了!”
和许多温州人一样,在上海做生意的周先生坚决反对“温州炒房团”的称谓:“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只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追逐利益是无可厚非的。而‘炒房’这一称谓听起来仿佛道德行为败坏。我不否认有‘炒房’者,但我保证大多数温州人的初衷是投资。”
周先生在上海买房,最初是为了在上海读高中的孩子。2002年,他在闸北区买下第一套房子,5020元/平方米。相似的地段,当年在温州已是7000—8000元/平方米了。当时他很不解,上海房产怎么比温州还便宜?“那是一定会涨的,”他想。
半年后,他抱着投资心理在普陀区“万里城”置一房产。没多久,房价骤然上升。闸北区的房子升得尤快,现在已经到了1.2万元以上。
“有这样大的利润空间,我没有理由放弃继续投资。”周先生讲得很坦白:“集体抨击温州人‘炒房’,不公平。现在,无论是‘购房’和‘炒房’,都不纯粹是温州人了。”即便炒房,也并不仅仅是温州“炒房团”可以单独操作的,必须中介在其间推波助澜,“中介多是上海本地人啊!”
前两年,周先生生意主要在温州,这边生意忙的时候,经常是晚上开车到上海,第二天晚上又匆匆赶回来。办理房产的一些手续也不简单,光办一个委托就有10多项程序。在一次委托中,一位中介人员对周先生说:“钱也该温州人赚:敢冒险,不怕麻烦,不计较,痛快。”这话让他很受用。
投资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周先生感受很深:上海市房地管理局4月5日颁布的房地产交易的新政策“害苦了我”,他刚购置的4套房子全套牢了。
他近乎赌气地说:“朋友说我前几年投资房产赚了几百万,倒不假。这不,现在全套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