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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住说外语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上海房价高涨时期流传的民间段子,背后是被房价所改变的城市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
今天,在上海发生的故事,正在向全国扩展。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朝向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国的城市住房也正在朝着与各自阶层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展开。如今,无论超级大城市还是省会城市乃至普通的小城市和小县城,都出现了当地人熟知的“富人区”或“高尚社区”。
显然,住房已经成为划分城市阶层的主要指标。层次分明的房价,就像层次分明的收入一样,让相同阶层的人住到了一起;而个体也通过购买不同地段和不同质量的住房,来确立自我的阶层认同。
被房价所改变的还不仅仅只是个体的生活。不同地段的住房,附着了不同的包括学校、医院、运动场所在内的公共服务,城市的空间结构因之而变;大型住宅社区的居民,通过社区活动和各种组织,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城市的人文生态因之而变;潮起潮落的房价,迅速崛起的地产开发商,成为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城市的社会心理因之而变。
“被房价挟持的生活”、“房价正在挟持中国经济”等警世危言提醒我们,全面解读房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思考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要务。
房价在涨,人也在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访谈
从单位人变成经济人
南都周刊:从1991年国务院发布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通知以来,住房的商品化带给社会哪些变化?
张鸿雁: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社会身份的改变。以前的单位人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独立的经济人。市民不再是过去的“无产者”了,有了房产,也就有了资产、遗产的概念,而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多少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其次是人的理念变化。以前单位盖什么房就住什么房,盖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对居住环境和质量没有任何选择权。现在房产开发建设带来的生态化、园林化、花园化等住房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人的住房意识。
最后,房产业的发展也打破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地铁、城铁的运营、公交站点的增加、城市主干道的延伸、市郊的拓展等,无不在改变着城市的原有生态,人的交往半径也得到扩张。
南都周刊:人际交往方面是否也有了很大变化?
张鸿雁:对。以前的单位制下,形成了工作与生活的一体化。同一单位的人往往住在同一个社区,单位的科层制也反映在社区内。比如,上班见到科长、局长,回家后仍然能见到,他可能就住在你楼上的3层或者4层。这是一种很僵化的社区生活,单位内的矛盾能带到社区来,人际关系仍旧是单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