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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找房的这十天,却让她有了一番感触——北京这样的精神家园、上海那样的物质圣殿,对任何人都有吸引力,如果只有吸引没有排斥,这两个地方就该连一只脚也插不进了。
代替过去的户口和粮本,充当城市化排斥力的就是房价。为房租花掉的那四分之一月薪,就是北京的第一道门槛,如果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在城区租一套房,那就几乎没有融入北京的可能。要照顾,还是要自由租房重现北京,不过是10年前的事情。
“我爱我家”公司董事长刘田回忆说,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从1999年开始形成规模,那正是公房改革基本结束的一年。公房改革让房屋使用权流动起来,那些闲置的住房通过租赁和二手房交易市场到了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就是从那时起,集体宿舍与福利房一起走向了没落。
租房,一方面大口吞噬着年轻人的薪水,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提前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秦嘉2002年来到北京,享受了体制内最后的住房福利——单位出钱租的集体宿舍。他下决心从集体宿舍搬出来租房,是因为和他同处一室的同事交了女友,挂在集体宿舍中间的布帘挡得住视线却隔不住声音。为了自己和别人能拥有一个私人空间,他宁愿付出每月收入的30%到50%去租房。
秦嘉告诉记者,公房改革前想要拥有独立空间必须拿到结婚证,才能从集体宿舍搬出去;而现在只要付得起房租,就可以随便挑选你中意的住所,这一份自由的选择,肯定会对这一代人的其他行为产生影响。公房改革产生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租什么房、买什么房,都由自己说了算。这中间的选择空间使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这些梦想所包含的已经远远超过以前单位给年轻夫妇提供的一居室旧房。不少都市新锐决心打乱那种按部就班。在一家门户网站做彩信业务的冉冉每月有上万元收入,按道理这样收入水平应该开始考虑买房,但冉冉却对租房情有独钟。冉冉宣称如果买房,“我要买二环以内200平方以上、每平方两万元以上的大房子,要有一个大屋子放我的衣服,还有一个大屋子养我的狗狗,当然还有一个房间属于我和男友。”
当然,她也知道可能十年二十年也做不到,所以她目前想都没有想过买房。租房缓解了最迫切的居住需求,才能让冉冉坚持她的梦想,沿着从租房到买房“梯级消费”的台阶,慢慢走近心目中的那套大房子。从集体宿舍到自己租房,大都市的新来者在轻松与负担、照顾与自由之间做出了选择。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新进入大都市三年到四年的居民,选择租房的占到90%以上,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常年租房的人口都突破了300万。爱上别人的家,已经成为新来者的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