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活动的“城市发展国际论坛”近日举行。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参加该论坛时表示，中国将考虑中低收入居住成本、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力争“人人享有适当住房”。

　　1996年联合国《人居议程》和《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提出了“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两大奋斗目标，可见，住房保障(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是个全球性的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倡导“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显然比“居者有其屋”更可预期、更具现实意义：第一，保护公民的住房权是维持社会公平的题中之义，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所有家庭提供必要的可供居住的场所；第二，这种“住房权”显然也是有限度的，拥有产权的住房作为财产的一种形式，已经超越了基本住房需求，属于底线之上的权利诉求，尚有不小的现实难度。

　　“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居住愿景，其迟迟未“落地”的原因可能有三：首先，我们长期没有厘清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关键―――解决好中低收入者的购房能力或成本的问题，放任或鼓励着住房问题纯粹市场化，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域解决弱势群体权益问题都不可能借助市场途径，而必须部分地依赖公共财政或制度救济的社会性供给。遗憾的是，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有“空壳”嫌疑的。其次，是“房地产市场化”和“宏观调控政策非市场化”的矛盾常年未解。近4年来，为配合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决心之大、力量之强，可谓史无前例，可问题是这些“善政”的执行力不是被房市潜规则、就是被地方利益或绑架或屏蔽――制度安排“缺乏技术含量”的尴尬现实其实每每隐语着我们悖逆市场化调控的一厢情愿。再者，我们在住房问题上过于纠结理论争执、缺乏形而下的民生体验。这些年“住房问题政治与经济之争”、“地产商为谁盖房之争”、“商品房成本公开与否之争”等不绝于耳，消弭了我们对中国老百姓住房语境的理性认识，在空谈“房奴”的激愤里，多的是感性的口水，缺的是建设性的考量。

　　公民居住福利，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就必须还原房地产“民生保障”的基本点，而不能一味奢谈拉动GDP增长的“支柱地位”。公平、和谐是“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主旨与灵魂，我们热议了这么多年的“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每次的提出都应该有新的建构，现在，相关政府部门不妨给这个美好蓝图加个年限，不然，就很可能再次被舆情戏谑地解构为“一万年之后的预期”。问一问“多少年之后”我们才能抵达“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理想，也算是建立在合法居住权之上的合理质疑，而这个疑问，太需要一个基于行政责任之上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