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10年，重庆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城市的管理者，素有“金融市长”之称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和他的同事们，用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举措解决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从中总结出5种方法论。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改革和创新，这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一样，也是一种组织形态，黄奇帆的改革和创新方法论，对于正面临经营环境巨变的企业领导者来说，无疑提供了另一种借鉴。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从而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的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我们工作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事务性的，只要依靠基本的素质和责任心，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就能解决。但是，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靠一般的方法解决不了，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

　　根据我的体会，所谓特殊问题大致有3大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特殊问题，要么是在原有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无法解决的，要么是突发性的，没有先例可循。要解决，就必须改革和创新。

　　基于重庆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经验，我总结出改革和创新的5种方法论，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结到这5种。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举措。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时，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来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两江四岸”的特殊城市建设格局，使得重庆市的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政府财力薄弱，于是引进投资者建路桥。路桥建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由于收费站点太多，每辆车每年的汽油费大概为1万元，路桥费却要1万元以上，从而增加了市民用车成本，影响了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市民反映强烈。

　　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因此，我们的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重庆市制订了新的方案，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并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每年缴纳2000元过桥年费。

　　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平衡。重庆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了贷款。

　　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未来架桥修路仍需要资金。从2002到2007年，重庆主城区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政府出资的。

　　依靠制度创新，重庆解决了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问题，居民交通成本明显下降，城市空间大幅拓展。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那么就要通过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重庆的房地产调控就是如此。过去几年，全国房价飙升，而重庆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这得益于政府在政策上的创新。主要是稳定5个指标：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左右。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

　　二是按照人均30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政府完全有办法控制和规划城市扩张的速度，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会出现泡沫。

　　三是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面粉不能比面包贵，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影响着房价走势。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段房价1/3的标准调控地价，实践效果显著。虽然竞拍是个市场过程，但政府有足够的智慧来协调。

　　四是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20%以上。无论商品房价格涨得多高，只要政府手里有20%的保障性住房，均价就会下来，个别房地产商想涨也涨不上去。

　　五是保持税费政策的连续性。过去几年，房地产交易税费有很大提高，变化也很大。重庆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直把契税维持在1.5%，营业税能不收就不收，所得税维持在1%。这保证了政策和市场预期的稳定。

　　房地产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如果房价不稳定，白领阶层的家庭财富就会出现波动，从而既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