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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全国各地纷纷推出细化后的房屋限购举措,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大有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
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面对旺盛的需求,增加供给是通常的途径。采取行政措施进行大规模干预往往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中国市场经济培育之路常常在这样一种极致的状态中纠结,关键问题是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我们缺乏对症下药的良方。就像此轮房价轮番上涨,生成的原因既有富裕起来中国家庭改善住房条件的刚性需求,也有利用闲置资金进行配置的投资需求,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成为推手,国内外投机资本的大量介入,银行在这种上升势中大赚其利,多位一体。从个体行为来看,并无不当之处,但高企的房价造成经济和社会的不和谐让政府又不得不直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高房价,常规的手段是,需求上升就大量盖房,按揭对资金需求增大就加大资金供给或者提高利率。扩大住房的供给会碰到土地红线的瓶颈,提高利率水平又担心增加企业的成本冲击其它实体经济。限购充其量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限购没有从根本上释放需求,压制预期但无法有效改变预期,限购令后不少地方的二手房价又上新的台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果各地没有改善需求,转移投资目标的配套措施,这一举措的效果可能会低于设计者的预期。
解决高房价与治理通胀是同一个命题,各地政府应该将其纳入一并考虑。春节期间回内地老家,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乃至乡镇,城市翻新和拓展都是大手笔。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由衷感到高兴,但是,这种大干快上,有些地方甚至是不顾经济条件一哄而上,其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令人忧虑。地方政府改变以GDP为中心政绩观,真正落实科学发展和执政为民的发展理念,让安居房政策制度化、常态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减弱,工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样一种支持,加上银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利率水平,增加资金成本,国家税务部门对于房屋税、遗产税进行全方位考虑,唯此限购才能真正实现调控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