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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寻找自己的历史地位
3月12日,经过一年时间策划和筹备,大型电视系列片《居住改变中国》正式开拍。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流地产商、社会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和媒体人士等100多人汇聚北京,房地产再次成为人人评说的焦点话题。不过,与以往无数次政府观点、专家观点占据主流不同的是,这一次评说是以“民间视角”将房地产置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来探讨房子的社会、经济、文化定位——房子寻找自己的历史地位
从无产者到有产者
-住房制度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理念,改变了人们消费的观念,改变了人们财产的观念,最为重要的是,使中国广大的城市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
顾云昌(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中国居住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发展导致居住变化,另一方面居住的发展反过来影响经济,现在住宅建设、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住房制度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理念,改变了人们消费的观念,改变了人们财产的观念。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使中国广大的城市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现在我们资产当中有一半左右是属于房产,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变,由无产者变成有产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居住在中国得到了改变,同时居住在改变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改变了中国的住房条件,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改变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理念以及我们的政治制度。现在住房法、物权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一套房子,相信住宅建设将对社会经济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任志强(华远集团总裁):近十年来,和人们、和居住关系最大的是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涉及到的最大的权利问题就是房子。第一次引起宪法变革的是合资法,合资法第一个动的就是使国家的土地变成了可以有偿使用,这是我们中国居住状况改变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土地不能有偿使用,中国的改革到现在可能仍然推不动,土地既然可以有偿使用,就有一个期限之内的权利问题,所以它衍变为土地的出让制度,才可能形成私有财产。
居住改变未来生活也是从“我有自己的权利,我有自己的财产”开始,然后才衍变了其他的一些方面,产权的界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中国社会因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被改变的城市和观念
-忧郁的、停滞的、贫困的城市,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充满活力的同时又略显轻浮和毛躁的新城市,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反思。
李亚明(上海绿宇总经理):如果是没有居住的根本改变,一个城市不可能得到一个好的改变,没有城市的改变,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主题就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形态能够像居住这样深入地影响人们日常的生活,从产业角度来讲也没有哪一个产业能够像房产一样,对社会带来这么巨大的广泛影响。
我们需要居住来改变什么?从人的角度来说,家里边的条件好了;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是说财富的集聚;但是另外一面,社会的社区结构已经瓦解,城市文化受到非常严重的削弱。我记得前几年一位搞文物管理的同志说: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受到两次最大的冲击,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另外一次就是改革开放,他认为第一次的破坏是表面的,第二次的影响是伤筋动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忧郁的、停滞的、贫困的城市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充满活力的同时又略显轻浮和毛躁的新城市,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反思。
陈劲松(深圳世联董事长):我在卖房子的过程中深切体验到,中国需要稳定。有这么多问题,它怎么这么稳定呢?是因为房地产,按揭20年,就保稳定20年,稳定这个基础是这么来的。
现在单位想请一个司机不敢随便乱请,怕把车开跑了,跟司机说:你把房地产证拿来我看看。有这个就敢让他开车,信用也是因为房地产才有信用,包括结婚好像得有房子,这个信用是这么来的。此外还涉及到文明,我说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台湾商人在重庆办工厂,认识了一个小姐,然后感情不错,但是台湾人在台湾有老婆,为了报答这个小姐就给她买了套房。这套房一买,立马在这个小姐的家乡农村掀起轩然大波,她破坏了原先人们对财富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20万是那村儿里面的姑娘一辈子也甭想挣的钱。你说这是破坏了一个文明还是建立了一个文明?但是有一条我敢说,最起码在居住这个文明上,因为房地产发展,我们迅速地跟国际接轨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短短的十来年,迅速地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对未来生活的那种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房地产商身上的这些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就远远不是赚钱那么简单,希望这个行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能够昭示的清楚一些,使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当中,别认为这帮人只是一群充满着铜臭的商人,然后天天打着条幅上街游行。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中国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改变中国的过程。
文明历程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高楼,那是我们物质发展的一种象征,是我们财富的一种语言,但是我们好像又在丧失着什么。我们之所以今天开始关注“居住改变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关注我们自身的精神发展历程和文化发展历程。
王明贤(建筑评论家):过去这100年,我觉得有两个最重要的事,一个就是现代战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原子弹、氢弹、导弹改变了整个世界;第二个就是现代建筑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建筑运动,把整个世界的城市建筑全改变了,我们的居住状况就处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有两个问题难解决,一个是吃饭的问题,再一个是居住问题。现在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居住问题正在解决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居住状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居住状况的改变跟地产商、跟建筑师、跟整个城市的公民都有关系,它的世界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包括居住在内的衣食住行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高度上重新思考。
包泡(雕塑艺术家):居住改变了中国,中国富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了,金融货币都受到影响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开发商以什么样的文化层面、文化认识来改变中国?想把中国改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房子有个文化问题,城市环境有个文化问题,一个中国城市面貌该是什么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命题。
我曾经在北京看到美国200年前的建筑都出现了,一条两公里长大马路要变成欧洲一条古老的街道,这个要得吗?现在整个人类文明已经到了数字时代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我们和世界最发达国家、民族在文化上应该在同一个层面上发展,而且我们要发展得更快,如果我们再把北京变成什么欧洲花园,那就成问题了。开发商一开始是不自觉地从经济的角度介入文化,但是慢慢地开发商应该走向成熟,以一个现代文化的企业家介入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和世界的文明,这是一个更高的层面。
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改革开放使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处于一个信仰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大门一开,中国首先发现物质上的贫穷,财富文化在我们的物质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中国人在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进步,就是开始对资产的一种崇尚,对资产的一种尊重,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精神和文化的重建和回归。前些时候去看了一个《北京城记忆》数码影像展,那些已经被拆掉的北京城楼和城墙全部用数码影像手段“恢复”过来,看了之后非常震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高楼,这种高楼是我们物质发展的一种象征,是我们财富的一种语言,但是我觉得我们正在丧失着什么。我们之所以今天开始关注“居住改变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关注我们自身的精神发展历程和文化发展历程。
金雨时(作家):中国发展到今天,进入了一个阳光时期,我们关注地产这个产业,不仅仅是看它在国民经济产值里占到一个什么样的份额,我更看重的是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员结构的变化,一大批精英人士为这个产业所具有的最大的文化含量所吸引,除了这个产业本身的从业人士,一大批文化界的、思想界的、学术界的、建筑界的人能加盟这个产业,关注这个产业,说明这个产业本身所具有的如阳光一般的生命力,希望为整个产业重新塑造文化人格,拓宽产业的文化视野,找回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具有的地位。
地产商的使命
-房地产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起步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是克隆时期,到21世纪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研究产品、研究消费心理、开发产品的阶段。我们这一代开发商在居住的问题上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把中国过去单一的住宅供应市场过渡到一个需求多元化、产品多样化的市场。
杨孙西(香江国际集团董事长):现在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但是跟内地的房地产比较,价钱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最近一些年我们很多香港的投资商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来开发房地产。我们华侨有一些传统,在海外赚到了钱,就回老家买田买地。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回国来置业,就应该让海内外的中国人能够对居住环境、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海外几千万的华人华裔会觉得他们除了有海外的家,还应该在自己祖先所在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这也是我们这些在国内发展房地产的人的一个理想,就是要为海内外的中国人提供一个最好的居住环境。
胡葆森(河南建业董事长):发展商的作用,就是在政府制定的城市建设、住宅建设政策的要求下真正去落实去实现政府的意愿,在这方面,发展商是一个很好的操作者。假设没有这么多前仆后继的发展商,我们现在的城市会是个什么样子?
发展商的作用今后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所有的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之上的,发展商的作用也将不断地被社会认同。发展商在城市区域内,通过开发楼盘改变了城市的居住状态,我们公司在河南搞开发,河南有1亿人,我希望用未来十年的时间,能构筑从省会城市到中等城市到中心县级市镇这样一个三级的市场框架,为居住在经济不太发达的河南的这1亿人改变居住条件,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发展商的责任应该是让发展达到完美的统一。
姚景芳(西安高新总经理):居住状态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现在房屋面积增大了,消费阶层扩大了,而且对整个房屋的造型、功能、社会环境和生态质量不断提出新要求,需求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起步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是克隆时期,到21世纪开始真正进入到一个研究产品,研究消费心理,开发产品的阶段。我们这一代开发商在居住的问题上能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把中国过去单一的住宅供应市场过渡到一个需求多元化、产品多样化的市场,开发商在未来房屋的开发过程当中,能够开发出进一步适合广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求。B26
房子的“民间视角”
任何一个经历多年奋斗的人,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把自己的奋斗历程梳理为一种精神财富,以确定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把握在未来中的方向。房地产无非也是这样。
1992年、1993年的“房地产热”使这头经济猛兽不可避免地闯入社会生活之中,到现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也到了应该全面反思的时刻。这种行业自觉的反思曾在2000年“新住宅运动”中显示出自觉的力量,在2002年“中国地产十年论坛”中显示出反思的广度,现在又在这次《居住改变中国》的开机活动中显示出梳理的系统性。
这种梳理选择的是“民间视角”,既非政府红头文件式的成绩总结,也非官派经济学家的专业分析,而是把房子放在城市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体系中来观照。
阳光卫视的杨澜说:“我们不光想反映十多年来中国房地产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同时也想更深入地揭示居住如何改变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财产观念、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念。”这部片子将在阳光卫视上首播。
马上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王石说:说“居住改变中国”在别人看来也许有点“狂妄”,但地产确实在中国发挥了以往不敢想像的作用。他参加的是一个为纪念人类登上珠峰50周年而组织的第一个民间登山团,这也有点像民间自己梳理房地产历史的探险。
曾首倡“新住宅运动”、半年前写过《居住改变中国》文章的卢铿说:如果从社会、哲学、文化的视角来看房地产,那么喧嚣一时的“冬天论”、“泡沫论”、“过热论”就显得有点可笑了。
《居住改变中国》的制片陶伟光说:地产江湖演绎了太多的恩怨、传奇和梦想,我们开始考虑这个主流行业和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之间的关系。
思考的过程就有点像修行的过程。
客串《居住改变中国》策划的冯仑说:“一个高人告诉我,人生要修三个境界,第一境界要修吃饭睡觉,不为荣辱顺逆所动的吃得香睡得香不容易;第二境界要修正经正常,该正经时正经、该正常时正常也不容易;第三境界要修好恶取舍,知道并躬行好什么、恶什么、取什么、舍什么更不容易。”
不知房地产修行到哪一境界了。陈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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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怎样改变中国的
传说中的印加挑夫挑着担子上山,在他仍显得精力充沛、毫无倦意之时,却出人意料地坐在半山腰休息。有路人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不走了?印加挑夫回答:我已经走得太快,我在停下来等自己的灵魂。走了10年的中国房地产也在停下来等自己的灵魂。
上周,一个旨在梳理房地产历史的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正式开机,引来人们对房地产灵魂的关注。
带着原罪出生的中国房地产业演绎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在成长初期所发生的一切故事。发生在城市的居住革命不仅使现代观念里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成为可能,而且将在更深的层次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改变着我们的财产观念,改变着我们的消费结构,增强着城市的活力。如果说:建筑是历史的镜子,那镜子中最引人入胜的镜像,就是每个时代的那些建造者与居住者的生活,当房子变成住宅,街道变成社区,居民变成市民,居住也就改变了中国。
“有产者”
1992年房地产市场兴起之后,住房作为恒产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大稳定和发展的动力。
计划经济年代,住房分配制度是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管理方式,几乎所有的城市人群都纳入了单位的领域,在不同的单位上班,在不同的单位分房子、住房子,在不同的单位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在房地产市场中找到了固化财富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就是买房子。房子作为财产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之一,这是一种解放自己、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财富。
随着房改的一步步推进,习惯于单位给自己安排生活的人们几乎是被动地在向使自己过得更舒适的财产靠近,1998年中国宣告全面终止实物分房,房改售房使一大批城市人群拥有了财产意义上的住房,进入了有产者的行列。
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上的转换。以前是在“官本位”体系中由单位分房,所有在单位中的人按干部级别或将资历换成干部级别,严格等级制分配住房,当这种保姆式的体系无法承载重荷时,住房分配方式不得不经过艰难漫长的18年房改进行转换,这一转换使住房资源得以按市场经济中的“金本位”的标准进行配置,“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房子成为许多家庭中最大宗的财产。尽管这种财产经历了一个逐步清晰但仍不完全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的重构和稳定起到了非凡的作用。
同时,人的活力也因此而激发出来,生活方式因此而开始改观,人们不再因住房而受到单位的局限,向更能发挥聪明才智的领域流动,社会的人才资源得以有效率地进行配置,更由此激发出城市的活力、社会的活力。
“财富之旅”
在房地产斑斓眩目的感性外衣里,是资本冷静得似乎残酷的理性。
理性的资本流动起来像是条河,在每一个利润落差的关隘都是洪水猛兽。
第一个利润落差的关隘是在1992年,银行资金通过种种渠道奔流向东南沿海地区,海南成为“淘金者的乐园”,资本在纵横摆阖的运作中肆意流淌,汇集成在混沌中胜出的成功者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的代价颇为高昂,奔流即出的资本并没有转化为应有的经济数字,反而使金融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海南、北海等“淘金者的乐园”已变成没有实柱的沼泽。199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针对房地产实施的宏观调控,制止了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在这一堤坝前无可奈何地暂时驯服了。
宏观调控使东南沿海的乐园进入冰期,“第一桶金”沿着各自的渠道向内地大中城市潜入,房地产热拉开的市场帷幕使这些城市的利润落差清晰可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为具有坚实底盘支撑的资本演武场。资本在这些演武场中,不再像在海南那样简单地从麻袋到麻袋、从账户到账户,同样是依靠直觉和魄力,这场游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写字楼、商厦、豪宅“奇迹”的同时,赖以获得“第一桶金”的江湖式的哥们朋友变成了合伙人、股东,义气变成了股权,惟一还带有江湖色彩的是人和股权的聚散。
与此同时,资本在做着分担风险的“加法”,住宅、写字楼、商铺、高尔夫球场的全面介入是当时不少开发商做大做强的选择,只有少数先觉者开始做“减法”,缩短拉得过长的战线,针对资本优势做精做专。
1998年又成为资本的一个关隘,中国全面停止实物分房,大部分城市人群开始依赖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资本的流域空前广阔起来,逐渐壮大起来的资本洪流在各个热点区域间游走,兼并和联衡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的增值越来越多在阳光下进行,利润落差的减少使资本选择了规模战略。
“巷战”
房地产几乎把中国城市的街道翻了个天。
随着一个又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的崛起,中国城市在居住意义上也正急速地由“熟人社会”转向“生人社会”。
在以前,城市人群的居住问题: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有多种多样的单位来统管,单位统管范围之外的则由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来管理,加之由来已久的户籍制度,整个社会呈现出井然有序但缺少活力的太平景象。
这种超稳态结构迅速被房地产所打破,新的住宅小区已很少有同一单位的人“群居”的现象,以前习惯了街坊邻里亲情的人们越来越多在乔迁新居后与陌生人为邻,由此引发的孤独感形成了社会普遍的怀旧情绪,熟悉的胡同、街道、宿舍区变成了陌生的社区,于是熟悉的城市也陌生起来。
包括小区保安在内的物业管理常常成为业主和开发商之间交锋的战场。同时,居住与单位分离、居住与户口分离,也使以往泰然处之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功能产生了微妙的错位,社区秩序渐渐由业主委员会以合同的形式责成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则更多地管理起社区精神文明、文娱活动。
城市的社区在人们花钱买房成为业主后呈现出带有历史转型期色彩的社区文化,这种基于商业、财产权的文化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有产者人群身份、实力的标识。
社区的变迁集中反映出中国城市社会形态的变迁:由“企业为社会”到“开发商为社会”,再到“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的成本越来越低。
“自由迁徙”
从理论上讲,居住的自由选择与人的生存空间、职业自由和身份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单位、工作、住房就如同一个连环套,使许多人终生都难以逾越。而今天,单位、工作、住房对于许多喜欢追求挑战和新鲜感的人来说,可以常换常新。过去,婚姻和房子有着特殊的关系。有些人为了得到房子而不得不结婚,而离婚也意味着一方将失去房子。
今天,每个城市都集聚着一个庞大的自主职业者群体,他们依据个人的奋斗业绩而选择进或者退,而住所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客栈。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更新换代,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身份、职业、情趣相投的人的群体性文化集聚社区。部分人的居住地和社会地位有了直观的标定。
听起来不错,人人都可以享受自由和追求梦想。但是怎么可能那么圆满?能买得到、能租得起甚至能自己搭建的房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昂贵。
“生物链”
一幢尚未竣工的大楼水泥墙面上,留下了一行黑油漆刷写的话:“再见了,亲爱的北京!”
这是施工队里一位外地民工在合同期满回老家前留下的心里话。这个施工队付出了不少代价才在招投标竞争中争取到了这项工程。同样通过竞争的还有材料设备供应商,大到电梯、小到门把手无一不力争上游。上游就是开发商,而开发商在成为上游之前也在力争上游,上游是城市规划、土地供应、融资渠道,最大的上游的城市开发的潜力和市场需求的前景。
与大楼的工程进度平行推进的是策划公司、营销代理公司、广告公司的力争上游,这些服务性机构又使模型制作公司、电脑制作公司、印刷厂、礼品制作公司、礼仪公关公司甚至速记公司也在力争上游。
大楼竣工交付,业主乔迁新居,又有搬家公司、装饰装修公司、家具城、布艺店在力争上游,物业管理公司又引得保洁公司、保安公司力争上游,随后美发厅、小吃店纷纷力争上游,会所管理机构的力争上游只不过略显斯文而已。随后,二手房中介公司也在力争上游,不管房子是住还是卖,路边的书报亭、出租车又在力争上游。
写下“再见了,亲爱的北京!”的那位民工,也许并不清楚自己处在房地产“生物链”的哪一链环上,重要的是也赚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工钱。他寄钱回家,他吃饭要花钱,买东西要花钱,回家坐火车还是要花钱。他也许是回家过年,也许在家开辟了新行当,也许盖新房娶妻生子,也许又带着几个小伙子重返大城市。
谁能说得清这位民工带动了什么样的经济数字?而他不过是施工队里的一位民工。
“文化”
1994年岁尾,冯骥才请了一批专家,有搞历史的、建筑的、民俗的,还请了几十位摄影师。他们每条街、每条胡同都看,做地毯式考察,进行“旧城文化采风”,后来出版了画册叫《旧城遗韵》。画册只印了1000册,冯骥才写上“你心爱的城市”,送给城市的管理者们。他们拍摄的几万张照片,经过反复筛选,辑成《天津老房子》画册四本,包括了天津的码头、租界、老城区,并送交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有关部门,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冯骥才说:“我一直呼吁人们关注、珍爱我们自己的历史空间,因为这样的历史空间实在不多了。如果再这么下去而不觉就更可怕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北京一年换了6次地图,表明北京一个很大的进步。日新月异,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巴黎的文章,巴黎是一个只修不改的城市,因为给巴黎一百多年前的地址发信,现在仍可以寄到。东西德统一以后,一些历史建筑要修建,一个组织的名字叫做‘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基金会’,可以看出那种尊重自己历史的情怀。”
“圈地”
沿海某城市的开发区有一个说者豪气冲天、听者哭笑不得的调研报告,报告说:“目前,我区220平方公里有近200平方公里属农村区域,19万户籍人口中,有11万多农村人口。可以说,没有农村的城市化就没有整个开发区的城市化。要围绕加强旧村改造和迁村并点工作,引导农村居民向统一规划的中心居住区集中,并逐步减少‘二元’产业结构,促使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过渡。”
这便是开发区热潮的后遗症。有人解释开发区的历史:“开发区最初有点像深圳特区的概念,这是最早的意思,大家搞一个制度特区,还不是土地特区,后来变成了出口加工区的概念,像天津工业园、大连,相对来说还算正常。开始炒房炒地以后,开发区就变成了圈地的游戏了,一个幌子,包括开发区和变相的开发区,高新农业、教育产业园区、生态园区等等,各种各样的很多,圈地主要的技巧在于编故事,软件园区、大学园区,这都是变相的开发区。然后经过这几年整合以后,也不叫开发区了,叫新城,像苏州工业园区,它实际上最后不是个出口加工区的概念,也不是制度特区,就变成了一个城市连接的新城的概念了。”
这种大规模建设新城的做法又成了潮流。相当多的大中型城市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扩张规划,而且这些规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规模的新城区建设和城市重心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各地的省委、市委、政府办公室都在搬,没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搬,带来的问题是财政过度浪费。比如河南一个地区一般都是花3到5个亿搬一个所谓新的行政中心到所谓的新城,一共有将近20个地区,将近100亿出去了。
“未来”
大约15年前,清华大学的陈志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至今没有建筑未来学,连一篇文章都没有。相反,我们却有太多古气盎然的理论和实践。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孔子老子、和尚道士,很有热门化的趋势,仿清仿明、仿宋仿唐、也是刊物津津乐道的成就,甚至还有人搞天晓得的仿汉、仿周建筑,真是鬼画符,但是至今没有听说什么地方、什么人探讨了21世纪的城市和建筑,做了什么畅想性的设计。一个民族怎么可以对未来毫无兴趣,不去探索,却对过去那么恋恋不舍,抱住不放?这是一种原始蒙昧的祖先崇拜的残余。而同时,外国人却在那里有滋有味的设想21世纪。地球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一个不追求未来的民族跟一些热烈追求未来的民族挤在一起,不觉得寒心么?”
凯文·林奇《城市形态》中的一章,题目是“一个乌托邦”。他说:“我们来想像一个城市的田园,那是一个非常多样化但又人情化的风光。凭着老感觉,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因为住宅、工作场所,以及其他集中的场所都被树木、田野和河流围绕着。在这个广阔的田园里,有一系列小而紧凑的城市中心。正如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这个田园的功能非常复杂,而且相互依赖。”
但是,在科技看起来的似乎无所不能的时代,林奇的劝告让我们相信这些想像有他的价值,林奇说:“(我们)宁愿去说明这些乌托邦的空间特征是如何来自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而不要相信那些来自自我陶醉的科技幻想,也不要相信来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械性推论。”陈大阳吴晓东/文宋溪/制图B26 J085(背景图片选自向利庆作品)
评论:居住档案
20多年前,中国安徽小岗村的那群农民不会想到他们那一纸按了手印的“合同”,给整个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当时的中国,正在计划经济的困境中苦苦探求,正是这群偷偷联产承包的农民,用锄头为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洪流开出第一道河渠。
当时中国城市居民,还住在以单位为领地的宿舍楼里。那个时候政府的一句流行口号是“安排人民生活”,被安排着的人民排着队分房子,除了在单位上班工作,就是宿舍楼、大院、数家合居的四合院中的家居生活,这种状态曾被当成永恒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去想象没有了单位将会如何。
在宅基地上自己花钱盖房子的农民,不经意间竟然为城市居民的房子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小岗村联产承包的成功引发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又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早地遇到了、却比较晚地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
1980年,邓小平站在北京前三门的楼上说出了深思熟虑的一席话:住房要进行商品化。由此启动了长达18年的房改之旅,原先由政府、由单位负担的城市居民的房子重担艰难地分卸。卸到哪里去?要一点一点地卸到个人的肩上、市场的肩上。可市场在哪里?不仅如此,依赖着单位的人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市场,就连毅然下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市场。
1992年,中国经济在寻找一轮启动的契机。邓小平以一位老同志的身份南巡考察,一番又一番深思熟虑的谈话明确了中国不可动摇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由此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作为出人意料却又是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房地产成为这一轮投资热潮的潮头。
房子、房子,计划经济时期关于房子的“禁锢”与市场经济时期关于房子的“梦想”之间的落差,使资金争先恐后地奔涌向“梦想之地”。
与历次经济周期以楼堂馆所基建投资为表征不同的是,这一轮投资热潮第一次与个人的住房问题对位起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终于开始找到了可以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地产市场在人们“安居梦”的催促下,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改变人民居住状况、改变城市面貌的一股强劲的商业力量。
1998年,中国城市宣告结束实物分房时代,房地产这股商业力量前所未有地纵横挥斥,城市的活力因城市人群的住房解放而进一步释放出来。作为财产的不动产,既稳定显化了中高收入阶层在社会中的主流作用,又激活了城市人群的流动性,进而改变了城市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基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深刻地嵌入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中。
短短十数年,居住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