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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
上世纪20年代,武汉最高的一座楼叫“楼外楼”,只有五层。
上世纪30年代,南京最高的一座楼叫“福昌饭店”,只有六层。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最高的一座楼叫“沙逊大厦”,只有13层(一说14层)。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的时候,住过一段石库门,高三层。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租房,住过一段花园洋房,也是三层。冰心的爸爸谢葆璋退休以后在上海法租界安度晚年,住的还是三层楼房。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三层,而是因为超过三层的楼房比较少。
据《上海风土杂记》介绍,当时上海老城还有很多平房,闸北主要是两层楼,三层楼房主要集中在美租界和虹口,至于浦东,除了厂房就是低矮的茅草棚,只有最繁华的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才有六七层的“高层公寓”。如果一幢楼能盖到十层以上,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方明珠塔和环球金融中心,足以鹤立鸡群、傲视群雄,成为旧上海的地标。所以抗战时张爱玲跟她姑妈住六层公寓,就敢于感叹“高处不胜寒”,这要搁到今天,六层楼在小城镇里都俯拾皆是,根本轮不到张爱玲高处不胜寒。
经济最繁荣的上海尚且缺乏高楼,其他城市更不用说。在整个民国时代,北京大部分住宅是单层的瓦房,南京大部分住宅是双层的灰房,成都大部分住宅是“低矮的单层木屋”(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
民国高楼为何如此稀缺?首先当然是技术问题,凭民国的建筑技术还不能应付真正的高层建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府禁止大家盖高楼。民国政府出于防火的考虑,对楼层高度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抗战胜利后,杭州市政府出台过一部《杭州市建筑取缔规则》,规定“沿路建筑高度不得超过路面宽度”,“木构建筑不得超过三层”,“砖混房屋如无填充防火材料,高度不得超过十五米,且不得超过四层”。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也有类似规定,弄堂里的住宅最高只能盖到三层,临街商铺最高只能盖到六层(参见郁慕侠《上海鳞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