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月11日上午,第46届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邀请了四位青年学者就城市发展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主题:规划的本质:平衡公众与个人的需要
发言人:瑞典城市环境委员会Mats Lundstrom
就地区而言,瑞典是一个大国,尽管它没有多少人口。实际上天津币的人口就比瑞典的人口要多。瑞典的大部分土地是被森林覆盖着的。它莅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曾是欧洲外围的一个孤立的乡村国家。与欧洲大陆的国家相比,瑞典的城市化进程比较晚。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瑞典人都居住在城市地区,瑞典还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小的国家。
瑞典的城市传统仍是年轻的、发展不成熟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城市化。你会发现在大多数瑞典人的心中,想的还是农民所梦想的房子,房前有一大片土地(他们更倾向于湖边和树林边的红房子)。许多我这一代的有小孩的年轻夫妇梦想着在绿色宽敞的郊区有一所房子。我的父亲和其他四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总是要搬到他们农村的房子去住,他们仍然过着城市生活,还需要一辆或两辆汽车。没有干扰或对抗的平静生活是很吸引人的。
对于什么才是好城市,职业规划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我们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在被混合使用的城市里过着激动的城市生活。人口密度很高,各色人等,不管他们年轻还是年长,黑人还是白人,贫穷还是富有,都混在一起过着互动的生活。他们并不是开着汽车到处走,而是步行或乘座公共运输工具,这是保护环境和社会的好办法。街道和广场是文化活动、民主争议的讲坛。
我的演讲可能有点极端,很多人是希望过城市生活的,但这表明了我们做为规划者面临的矛盾。规划的实质是寻找一种平衡,一种个人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的权利和公共组织为整个集体造福而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之间的平衡。
在早期规划者还能当一阵上帝。当Haussmaon用他的大尺再次设计巴黎时,受到影响的市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做为今天的规划者,居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知识,对权威也不那么尊重了,规划者不能再当上帝了,也不能以独裁的方式做城市规划。在现代民主中,人们要求的是对他们周围的环境发展有发言权。
我们应不应该让人们规划我们的城市呢?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应该。规划并不是将所有个人要来聚集成一个整体。那会变得杂乱无章,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从这样的发展中获益,也许只有罪犯会吧。麦克风规划不是办法(我的一个朋友指出,规划不是拿着麦克风到处询问人们希望我们建造什么样的建筑。)这样做的结果将是成百万计的小红农舍散播在郊区各处。短期来讲,这对于个人是个好办法,但是长期来讲,对于整个社区就是灾难了。公共开销将最大化,环境会被破坏,有价值的农场将被毁掉,“你的房子就是你的邻居视线中的风景。”我们的工作是用长期观点思考并看问题,我们要照顾到我们的后代。
今天,我们居住在全球的网络社会,公司和人们在努力寻找能给他们的经营带来尽可能多的回报的理想城市。这个社会有一种风险,如果规划者向人们或公司提出太多的要求,限制他们的自由,他们可能会搬到更自由而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少责任的别的城市或国家居住。这种城市之间的战斗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是个问题。国际合作是很重要的。
为了获得个人对自由的要求与社会对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之间的平衡,我想我们应深挖我们对人们的愿望的理解。
我并不是说要问大家喜欢往独立式住宅、半独立式住宅还是公寓,或是他们喜欢木结构还是石头建筑。我们要调查分析深层次的性质问题。他们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想要?什么能影响他们的要求?规划者的工作是试图寻找新途径,以一种持续的甚至从公众的观点来看是适合的方式采获得这些素质。
我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和设计是因为我想与众不同。我想改变这个世界。实践几年后,我必须承认自己对是与非的了解是不够的。我认识到数不尽的方法可以处理规划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集中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大问题,那些屋顶颜色或窗户设计的小问题就不用管它了。我们能尽全力制定出一个框架,使人们过上持久的城市生活。那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迫使人们以持久的方式生活。就像我刚才说的,规划者不是上帝。
(北方网记者:孟建 宋剑锋 杨怡 郑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