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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英国出现了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新镇。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50年代开始,主要欧美工业化国家掀起了城市新镇的开发高潮。1960-1976年,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纽约、芝加哥、费城等12个大城市人口下降了11.5%,人口的流向是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1971-1981年间,英国大伦敦地区与6大都市区人口分别减少了10.1%、5.4%,同期,两地新城人口分别增加28.5%、21.2%。1961-1971年间,全英国城市的郊区和卫星镇人口从1463.5万人增加到1714.7万人,净增251.2万人,增幅为17.16%。
从城市新镇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中,可以获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其一,权威性的统一规划。规模城市新镇的规划委员会由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城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风景建筑师、农业专家和历史学家组成。另外,还有多种专业小组制定专门的方案。其二,在新镇建设开发中,当局政府与开发企业有着明确的分工,就是土地开发由政府负责,房屋由开发企业负责。也就是说,城市基础设施/大配套的费用由政府在土地费用中解决。其三,新镇建设费用多方负担。譬如,位于伦敦西北50英里著名的密尔顿凯恩斯新城,建设费用/全部造价25年内7亿英镑,按新城开发公司(3.33亿)、地方当局与公共机关团体(1.69亿)、私人企业(1.98亿)三方面负担。
城市新镇发展历程同样告诉我们一些值得注意的教训,主要是:(1)在早先阶段,新镇开发过分强调分离老城功能,搞成了单纯的“卧城”,商店、文化、娱乐、医疗、教育设施缺少。(2)一些新镇远离老城区功能的辐射,缺少生气和活力,使人产生离群索居的孤寂感,出现了英国“新镇的苦闷”心理问题。(3)新镇的人口结构不均衡,年轻人就近就业十分困难,不得不早出晚归,两头不见日头,过着“候鸟式”两栖生活,也不便于孩子教育成长。(4)尤其是在美国,郊区化住宅跳跃式蔓延发展,天女散花,也就是拉德本/列维城社区模式,把住宅建在了汽车轮子上,造成能源的极大浪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传统郊区化(CSD)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兴起了“新都市主义”规划设计思潮。表现在城市新镇的发展取向上,就是转向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强调“聪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扩展。
关于中国的郊区化,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从工业郊区化逐步过渡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住宅郊区化,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开发建设高潮。从国际上城市新镇的反思中结合我市外围新兴组团开发的具体情况,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公共交通先行。外围居住首先是空间距离的加大,需要交通降低时间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地铁、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应该尽可能将楼盘“拴”在已有的干线或快速线旁,或靠在规划线旁,注意小区出口与附近快速干线的短距离连接。
第二,超前生活配套。区内的基础设施配套应高于旧城区,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是学区建设是重点中的重点,国外许多新镇的规划是以学区距离划分邻里单元的。目前我们的一些外围组团大配套严重滞后,先期入住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在英国伦敦东南建设的一个居住6万人的新镇叫泰晤士梅,市议会批准的4条规划方案的第一条就是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包括一整套的教育、商业、文娱、社会服务设施。
第三,新生人口的就业。毫无疑问,外围住宅组团的建设开发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雅典宪章》(1933年,国际建筑师协会,雅典)规定了城市的四大基本活动: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因此,新兴组团产业布局是城市功能的内在要求,就业机会提供是组团发展的一部分。如果说老一代的居住者已经大部分有了职业的话,那么小区新生代的就业问题绝不能忽视。
第四,社区人文环境的营造。就是所谓的软环境,这涉及小区的开放度问题,不能形成“孤岛”,尽可能吸收当地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一般来说城市新镇要达到5-20万人口才足以造成人气氛围从而形成社区/社会区规模,就是人群生态学讲的“社会生物圈”,这个规模也才能取得商业配套上的规模经济。另外,户籍的规范管理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