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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播电视塔1991年落成时,王明浩第一时间登上了这座天津最高的建筑物,但极目远眺,他的心情却很郁闷,目光所及之处的景色毫无优美可言:一片片危陋平房就像一块块黑乎乎的膏药,十分刺眼。
“你看过电影《没事偷着乐》吗?看过你肯定记得这样的场景:一家老少挤在一间屋子里,要住上下铺;一大早起来,居民要排队抢着上厕所;为了子女结婚,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加盖屋里长着大树的小房……”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王明浩以及很多同事都并没感受到这部影片的喜剧效果,相反是不由自主的一声叹息,“真实地记录了那时天津市民的居住条件。”
王明浩清楚地记得,1993年他和同事一起去广开四马路一带实地调研,看到天津师范大学讲师杨涛一家三口挤在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杨老师藏书达一万五千册,被评为南开区的藏书状元,但由于居住空间有限,他心爱的书也只能“住”在阁楼和床底下了,每逢下大雨,书就遭了殃,经常会让雨水把书给泡了。
“我们是搞规划、建设的,看到老百姓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心里是什么滋味?”王明浩说,在天津市区的164片危陋平房中,有南市、谦德庄、西广开、中山门、王串场、芥园道等27个人口稠密、房屋破旧的难点大片,这些难点大片道路窄、人口密、基础设施非常差。
要实现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任务之艰巨、工程之浩大都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
“市领导非常重视,没有市里的支持,我们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工程。”市领导多次深入一线调查,提出了用5到7年的时间将市区成片危陋平房基本改造完毕的目标。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特别振奋。”当时,王明浩已经调任天津市城乡建设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城市的整体发展和建设,他和自己的同事都深知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善,城市发展就无从谈起。
1994年3月7日,天津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把力争用5到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改造的任务列入“三、五、八、十”四大阶段性奋斗目标之一。这一重大决策代表着全市900万人民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大规模危陋平房改造从此拉开了帷幕——按照当时既定的“拆一补三”原则,全市总共拆迁700多平方米,新建住房2400万平方米,“这些工作现在说着容易,当年开展的时候可绝非那么简单。”
相比其他各区,红桥区受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所限,危改目标迟迟不能完成,“这次危改已不同当年,完全市场化运作,那儿的地价太低,开发商根本不进场,给的钱少,老百姓也不愿意走。”于是,市里再次给王明浩下了死命令,要求他尽快想出解决方案,确保危改工作如期完成。
在办公室里不吃不喝,蹙眉沉思整整24小时,王明浩在笔记本上写下“货币还迁、记账空赚、原地安置、差额自补”十六个字,“这就是说,我采用货币还迁但却原地安置的方式,这笔钱是不给到你手里的,而是存到你的账户里,到时你搬回来的时候,根据你得到的户型来计算房价,面积多了你需要自补差额。”采取这个方法,开发商房子还没盖,就已经卖出去一大半,他们不再有销售方面的后顾之忧,老百姓也不存在拿着钱买不来房子的难题。
王明浩带着这十六个字来到市政府,得到领导的一致通过,直到今天,这“十六字箴言”依旧是很多拆迁难点地区采用的“金科玉律”。